以党管政法科学化推动政法工作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是政法工作的最高原则、最大优势。”做好当前政法工作,必须将党管政法摆在首位。淮安市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健全体制机制为根本,以创新方式方法为突破口,不断提升党管政法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有效破解政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力推动政法工作现代化。

把党管政法落到实处

山东省日照市把政法工作条例作为落实党管政法要求的总遵循、总抓手,突出制度和理念创新,探索完善党委政法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制度体系,构建党领导下的“大政法”工作格局。

“党管政法”思想的组织史生成(1949-1958)

区别于近世以前诉讼诸职能合一。现代诉讼结构取向为不同职能分立。为消解不同诉讼职能机构之间的冲突和制衡所导致的效能下降,根据战争年代党"一元化领导"思想下设立"总前委"的经验.在建国后十年,根据不同情势,从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中央法律委员会到中央政法小组,"党管政法"思想逐渐在组织上表达为具体的机构。

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

"党管政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治理经验之一。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与政法的关系一直处于互动调适之中。随着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国家权力配置的调整,党与政法关系经历了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诸权合一"、归口管理下的"一元分级"、"党政职能分开"的"一元多层、分工负责",最终确立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法领导体制,"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十六字原则成为"党管政法"的根本指针。不同时期的领导体制伴随着不同的组织机制和运作技术,演进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目标主义逻辑和连续均衡特征。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逻辑表明,"党管政法"是通过探索性的组织机制、运作技术在党政关系、党法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均衡互动中实现的。

党管政法的组织基础与实施机制——一种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党管政法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机制嵌入国家政权体制的一种机制。为了有效地实现党管政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势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党管政法的组织机构,重构政权合法性的生产机制。从组织目的、组织决策和组织环境等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管政法这一机制具有组织社会学的基础。它有助于将党的权威渗透到政法机关的决策活动中,从而将党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精神嵌入具体的政法活动中;有助于各级政法部门进行具体的组织决策;有助于解决政法部门以'孤岛现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合作困境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利用党管干部、归口管理和意识形态机制等一系列的组织机制,充分实现了党管政法这一机制的制度功能。

人民法院院长选任的政治逻辑——以“党管政法”原则为视角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院长选任逻辑既是"党管政法"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又红又专"干部政策的延续。在"党管政法"原则主导下,人民法院院长的选任综合了多重权威机构的交互影响、对政治"变量"的应对与整合以及"条块关系"中的此消彼长,最终编织成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院长群体并非纯粹的政治官僚或技术官僚,其选任逻辑也不是"政治锦标赛体制"中简单的线性晋升关系,而是从革命型精英转型为司法治理型精英背景下的"政法干部选拔模式"。

内涵、困境与构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及其防控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主体应涵盖国家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客观上意味着司法干预者利用权力影响案件承办人,以达致于己有利的法律后果。主观上则在于,领导干部希望通过自身干预而达到受益效果。防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面临着诸多困境,包括历史传统和"党管政法"的现实背景、干预记录制度实施困难、监督权力配置失衡三个方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防控制度,则应考虑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同时多项司法改革措施并举。

功能、身份与政治——人民法院党组的治理机制

人民法院党组是司法场域中最重要的权力资本。通过考察人民法院党组六十余年来在组织特征和权力架构方面的变迁,指出人民法院党组在治理技术上日臻成熟、在组织体系上愈加严密的现状。以一整套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治理策略为支撑,法院党组的运作方式呈现为党管政法与归口管理两种模式,并由此建构出精致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权力网络。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党组充分发挥精英吸纳、政治动员和权力整合功能,成功将政党话语体系与权力意志嵌入司法场域,使党组政治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司法逻辑的一把钥匙。

“党与政法”关系的展开——以政法委员会为研究中心

"党与政法"的关系涉及各政法部门、政法委员会和党委三方,不能将"党管政法"简化等同于政法委员会管理政法事务。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定位,只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助手和参谋。政法委员会虽然负责联系与指导各政法部门,但各政法部门也可以直接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向党委请示报告的去向,可能是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也可能是报送分管政法的党委常委。而最后的处理意见,有时又会批转由政法委员会具体执行。从长期来看,改革的着力点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逐步废止党委、党委常委、政法委员会批示或讨论具体司法个案的做法。政法委员会可以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做一定程度的职能分离,主要做务虚工作,侧重在思想和组织上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党政体制重构视阈下政法工作推进逻辑的再审视——基于《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解读

十八大以来,我国党政体制正进行着深刻且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性重塑。作为建党以来政法战线首部党内法规,2019年初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了党管政法的"上下左右"关系,既是对政法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再次确认,也是对政法委职责与运作的重新规范,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开展建章立制。政法系统的发展与我国党政体制的探索息息相关,党管政法的历史演变与政法系统内部的"小权分散"相互促进并深刻勾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出台因应了党政体制重构和归口管理逻辑复兴的时代潮流,是党内法规体系化在政法工作中权力自我规训的表现。监察体制改革对政法工作构成了竞争性代理和小权分散加剧的双重挑战。相应的,归口管理逻辑的复兴也带来协调党内"系统"间关系的新问题,而小权分散态势的加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对政法委运作的再规范尚有赖于"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真正落地。

政法体制的政治历史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植根于20世纪中国的根本议题之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模式只适用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范畴内,落后国家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争得民族解放,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重建。近代中国的大转型需要借助列宁式政党重塑和凝聚力量,不同于国民党政治革命模式,共产党借助社会革命重构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通过打造先锋队并塑造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需要促生了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从革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党管政法、司法为民等,构成了政法体制的基本内容;其中,党管政法提供了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和方向,而大众司法则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框架在今天依旧具有解释力。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接续了政法体制中党管政法、司法为民的两项要求,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政法体制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

鸡西市政法委员积极履职

黑龙江省鸡西市把基层政法委员作为基层政法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落实者,加强基层政法委员配备管理,发挥基层政法委员职能作用,推动“党管政法”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

昆明市政法机关 护航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昆明市政法机关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法治昆明、平安昆明建设,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旗帜鲜明讲政治。厚植“党管政法”的思想基础,通过“政法大讲堂”、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载体开展学习教育。构建“党管政法”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制定贯彻执行条例的具体办法,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三三”措施:推动北海乡镇政法委员配备

为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推动党管政法向基层延伸,进一步筑牢市域社会治理根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把配齐配强乡镇政法委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三个推动”“三个坚持”落实乡镇政法委员配备工作,以三项机制强化乡镇政法委员管理,实现乡镇政法委员职位常设、工作专管、管理有力。

论基层解纷机制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基层解纷机制建设是政法工作核心任务之一,政法工作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基层解纷机制现代化的路径完善。基层解纷机制的现代化理念是政法工作现代化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定位,而政法工作任务的变迁或创新决定着基层解纷机制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与更新。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能力问题,暴露了社会转型中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核心价值引领缺乏可靠抓手、多元主体合作动力不足、现代科技赋能未充分实现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建构基层解纷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基层解纷机制的现代化实践,强调在继承党基层解纷的历史遗产基础上进一步夯实“群众路线”,将“党管政法”渗透在基层治理中以此破除基层解纷机制中的条块分割,通过科技赋能贯通基层解纷平台建设,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基层解纷调处能力。

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

党领导立法的组织问题涉及领导的组织载体,党领导立法与"党管政法"的组织关系两个层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下,党中央和具体立法工作部门之间的层级不断缩减,立法工作被纳入"大政法"范畴之中。在全国人大成立初期,中央政法小组逐渐成为党领导立法的组织载体,立法工作与政法工作之间延续了工作协调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于立法工作的领导逐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为主要管道,围绕人大进行了组织调整,同时在立法和政法之间实现分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加强立法机关党组建设和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实现了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