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党组织成员通过嵌入董事会、管理层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理性创新投入;党组织参与治理及其三种嵌入方式均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产出与效率;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产权异质性;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正向调节以上关系。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具有抑制作用,制度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党组织治理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间的关系,媒体关注负向调节党组织治理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削弱大股东掏空公司行为进而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建党百年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思考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已经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但目前的研究主要立足国有企业当下的党组织治理实践展开,从长时段视角梳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本文梳理建党一百年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变迁历程,并对其进行分析思考,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建议。

国企基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与实践

中国特色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发挥是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一条特殊路径,不仅区别于其他公司制企业,同样也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一、基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党的十九大以前,《党章》并未对国有企业不同层级的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细分,而是统一表述为“党的基层组织”。

论公司章程在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中的作用

从国企治理本质看,公司章程在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过,我国国企公司章程在党组织参与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有必要通过立法对其予以突出。党组织对国企治理的参与,关键在于正当和有效。由公司章程对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的范围和程度进行界定,此为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同时,为实现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有效,公司章程还需要对党组织参与治理进行约束与提供保障。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

选取2009—2018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数据,借助文本挖掘法构造管理者认知指标,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者认知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党组织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参与董事会和高管层的治理,将政治性目标或社会性目标内化到决策过程中,影响管理者认知,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地实施非市场战略。此外,管理者背景特征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者认知之间的关系,制度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

党组织参与治理、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手工搜集的党组织治理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2)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或者经理层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未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3)内部控制质量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党组织参与治理、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通过手工搜集整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党组织参与治理的面板数据,探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具体来看,党组织成员进入管理层和监事会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而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无显著关系;法律环境较差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边际效应水平更高。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作用路径分析和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路径中存在代理成本路径和经营风险路径;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参与治理更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结论可为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与拓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披露路径提供参考。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与研发创新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所有者缺位”存在相对更高的代理成本,这可能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效率。已有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有一定的治理作用,因此,文章以2013—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衡量研发创新效率,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研发创新效率,而代理成本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研发创新效率。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有效减少监管问询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光辉岁月,用实际行动证明,她不仅是伟大的建设者,也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基于此,本文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微观管理体制的改善对公司接收年报问询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概率越低,同时,年报问询函的字数和问题数量也越少。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年报问询函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较差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内外部控制监督的替代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通过发挥监督职能而非咨询职能,进而减少监管问询的。本文的研究为党在微观企业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为上市企业减少监管问询,提高投资者信心水平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以2012~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有效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并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差和媒体关注度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控制人层级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中央国企,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地方国企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是通过改善内部环境、强化内部监督的中介路径实现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否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行为?

以2008~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决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且代理成本在企业党组织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更为显著,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未表现出产权性质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数较高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2014—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可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而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此外,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通过“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降低总代理成本和第一类代理成本—股价崩盘风险水平降低”的路径来实现。最后,研究发现当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和融资约束较高时,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具有替代效应,而与分析师关注度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等治理因素具有互补效应。研究为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说明了我国资本市场这一特色体制的有效性。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税收规避行为

文章选取我国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与税收规避行为负相关,即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会抑制其税收规避行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加强这种抑制作用,这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国有企业党组织成员与高管团队交叉任职的,能显著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税收规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而与董事、监事交叉任职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影响的文献,为推进我国国企党建工作提供了参考。

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路径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还存在争议。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在当前尚缺乏成熟的方案和规范的路径,游离于公司治理体系之外。党组织及公司重要成员在公司治理中要具有“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解析党组织的个人需求。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微观路径研究可以促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尽快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力制衡机制,抑制“内部人控制”,从而在实践上推进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进展,进而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我国重污染行业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和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的方式下。研究结论丰富了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有益补充,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绿色发展。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失败的内部治理是导致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助于银行健全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能从内部约束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保障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实证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党组织与银行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可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表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国有和非国有上市银行均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相对于非国有上市银行而言,国有上市银行党组织参与监事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通过提高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进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