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董事资本、党组织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国有企业集团引入外部董事制度,同时鼓励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与董事会治理有机统一融合,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投资决策是企业三大财务决策的核心,更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以2016—2020年国企集团上市子公司财务数据为依据,分析外部董事资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党组织治理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党组织治理与高管激励

随着混改中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国企高管激励方式对企业价值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以2004-2019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证实了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差距存在替代效应,在职消费与高管晋升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检验了国企党组织参与混改的积极作用,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党组织治理相关研究提供经验证据。通过研究分析有助于识别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帮助混改后国企进行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完善,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

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究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ESG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ESG表现,以及ESG表现和企业长期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选取2009—2019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表现有正向影响,党组织成员进入董事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比党组织进入高管层更加明显和有效;“八项规定”、媒体关注度均正向调节企业党组织治理与ESG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ESG的影响更为明显;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效应。本文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影响范围和效果,探究了影响ESG表现的前因变量及ESG的实践价值。

党组织治理、身份认同与企业“脱虚返实”

本文基于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视角,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脱虚返实”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认同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本文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当党组织成员兼任公司“董监高”职务时,企业金融化程度平均下降约32%。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较高、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以及在国有企业中时,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同时会显著降低企业通过削减研发投入以支持金融化的短视行为。本文从组织身份认同视角为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这对于深化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机制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吗?

本文以2009—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下与国企过度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党组织没能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国企的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与过度投资的负相关关系在央企中更为显著,在地方国企中作用较弱;同时,相比于商业类国企这种抑制作用在公益类国企中更为明显。

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党组织治理、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治理能否影响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企中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央企中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地方国企中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而监事会和管理层党组织治理不能发挥这种抑制作用。

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党组织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党组织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负向影响;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可以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是党组织以进入监事会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无法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不利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和非重污染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对加强和完善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创新策略选择——基于组织冗余与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7-2017年深沪两市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在考虑决策环境的情况下,分析了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实质性创新策略,会更加重视创新“质量”,而且这一现象在企业组织冗余较多和受产业政策鼓励时表现的更加明显。

党组织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度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与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党组织治理模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治理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二职合一方式,能够有效地抑制股价崩盘风险,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与稳健性后依然成立,而且党组织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党组织治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市场行情较好时期、外部治理环境更好地区、党代会召开时期更为明显。

国有企业外部董事资本与党组织治理研究综述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备受关注。央企董事会试点在国企集团引入外部董事制度,同时与党组织治理相结合,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本文从外部董事资本与党组织治理以及二者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方面进行综述分析。

党组织治理会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吗?--基于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2011—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手工收集获得的党组织治理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监高党员占比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政治环境较差的地区,越需要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约束企业违规行为,降低审计风险。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操纵治理研究——基于党组织治理视角

以2015―2019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党组织治理视角研究了如何治理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操纵。研究表明,在去杠杆政策压力下,国有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杠杆操纵,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能显著抑制杠杆操纵。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治理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抑制了国有上市公司杠杆操纵。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高管有更强的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度更高时,国有上市公司党组织对杠杆操纵的治理效果更为显著。

资源下乡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

农业税取消10年以来,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促进农村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以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量资源进入农村,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农民动员的缺位、一些基层党组织成员的腐化、基层党组织趋于行政化。而农民参与度不足、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等多方面因素造成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从加大农民动员、完善监督机制、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方式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

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期DID模型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党组织治理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责险加剧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产生,使得内控缺陷发生率增加约26.91%,而党组织治理下"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能显著抑制董责险的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董责险通过损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以及内部监督四大内控要素导致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加剧,而"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明显抑制了董责险对这四大要素的不利影响.

对国企高管腐败行为的约束分析——基于党组织治理与国家审计视角

以2010—2014年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背景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背景下,以企业高管腐败为切入点,从党和国家的视角,探究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和国家审计对国企高管腐败行为的约束作用。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能够减少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国家审计对国企高管腐败行为同样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国家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工作,是党反腐倡廉工作的手段方式之一。在党和国家整治不正之风的背景下,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是反腐工作的精神支撑,国家审计是有力手段,两者有效配合,形成了国家层面的高管腐败约束。

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各级机关党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加强机关治理,首先要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提升机关治理水平,首先要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各级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机关党组织的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就要充分彰显政治属性,突出政治功能,着力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一要带头做到“两个维护”。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党组织成员通过嵌入董事会、管理层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理性创新投入;党组织参与治理及其三种嵌入方式均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产出与效率;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产权异质性;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正向调节以上关系。

党组织嵌入治理、研发操纵与企业双元技术创新

文章运用2008—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双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利用式创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比嵌入高管团队、嵌入监事会更有利于提升探索式创新水平;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组织嵌入治理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聘请非四大审计的高新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对双元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为正;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研发操纵在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