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构成要素与构建原则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发展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运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去指导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践。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包括遵守规则的法治意识、程序公正的法治思维、捍卫民主的价值理念、控制权力的法治要义、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使党规国法更好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

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妥善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合理划分和优化配置国家公共权力和政党的权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就要培育有利于实现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完善党内法规合法性审查、民主征求意见、统筹规划、违法审查和评估程序;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等所具备的外部融通力量,全面推动政党权力运行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为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党规国法有机统一的内涵及其实现

新时代党规国法有机统一,是指新时代背景下,党规国法并存并行,分工协作,党规严于国法,国法高于党规,两者形成互联互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相互保障的有机联系。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两者存在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在党规国法的有机衔接之处,可能出现衔接面特殊情况下的"交叉重复"。关于党规国法的转化问题,既涉及党规国法的内容衔接变化,又涉及党规国法有机统一的外延建设问题;党规向国法的单向转化是原则性的,但是不排除特定情况下反向转化的可能性。

监察法治视域下党规、国法的衔接贯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规制度体系,为党规、国法衔接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纪检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模式下,纪检监察机关要从案件管辖、留置措施及其证据标准衔接、案件移送等方面入手,强化党规、国法的衔接贯通。

论“党规严于国法”的正当性及其界域

"党规严于国法"是党规的内在品质,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实践中,这一原则表现在党规党纪以义务为本位、先于法律对某些行为进行规范,规范范围广、约束程度重、对某些基本权利的适当限制等方面。在确定"党规严于国法"的界域时,应遵循"以体现党的性质、展示党的形象、服务党的使命、防止权力滥用为限"以及"不抵触宪法和法律"两条标准,并据此确定"严"的范围和程度。

党规严于国法:主要依据、基本要求和践行原则

党规严于国法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对这一论断的正当性可以从党员和政党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党员承诺和政党治理构成党规严于国法的主要依据。党规严于国法的基本要求在内容上体现为:从政治性和党性的角度对党员的思想和行为设置了更高的要求,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角度对党员的权利和行为作出了更严格的规范。党规严于国法的基本要求在主体上体现为:对领导干部提出高于普通党员的要求,而且按照层级和岗位性质给予区别性要求。党规严于国法必须践行法律保留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和比例原则。

党政联合发文“属性论”之争刍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联合发文作为一种既成的制度规范,其数量激增,但在实践运行中涉及备案审查、信息公开时的“归属”问题却饱受争议。为此,国内学界从其发展历程、党政关系、党规与国法、规范适用等维度剖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属性,基本形成了“单一属性论”“双重属性论”“复合属性论”和“回避论”四种分析态势。但任何一种分析态势都难免具有局限性,亟需不断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基于此,该文将党政联合发文置于特定语境之下,明确其理论前提,结合动态的实践,探讨“属性论”可分析范式的突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法治实践

近十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加强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等多元规范协同实施,形成了党规国法、法治实施、法治监督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环境义务从党章规范向宪法规范、法律规范的转化以及制度体系建设。其实践成效在于形成了一系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政策体系、形成了“基本法+单行法”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相对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体系。其经验启示在于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最高位阶法源地位、党规国法协同配合、公法与私法整体性绿色化转型等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

论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的发展完善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发展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对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发展完善,基本要求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强化党的领导职责、规范党的领导行为。从法治运行的宏观视野出发,实现领导程序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法治保障系统化、领导规范完备化,是实现党的领导制度法治化的行动逻辑,也是发展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具体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催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新样本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是党中央提出的法治建设重要命题。新冠肺炎疫情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提供了一个宝贵样本:防控决策贯通党章和宪法共同理念,证明了党规与国法的总体协调性;防控过程贯彻党领导下依法治疫方针,做实了党规对国法的引领保障性;防控初期暴露的短板,提供了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方向;防控具有的典型性,提供了深入的法治启迪。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研究:奠基与拓展(2014-2024)

自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迄今已有十年。在政策推动下,党内法规成为学界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党内法规展开了诸多研究。尤其是法学界,对党内法规的性质、党规国法衔接协调、党内法规的效力、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和制度落实等关键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诸多学术成果。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深入推进,今后应当注重学术研究和党内法规实践的有序互动,同时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注重对地方党内法规的研究、明确党规和国法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衔接协调等。党内法规研究的方法应予优化,阐明党内法规对世界政党治理的借鉴意义。

论双轨法治 复规范性的中国叙事

法治构建中的规范多元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事实。中国法治的“复规范性”,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多元性”,而在于其顽强的“双轨性”。从历史上的礼法合治,到当代的党规国法合治,一直是两种主要规范,通过三重制度逻辑--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传导互动、积极主体与消极主体的差序治理、示范系统与规范系统的功能耦合--运转起整个规范秩序,“双轨法治”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深层结构。规范系统的双轨性来自治理结构的双轨性,古典“双轨法治”源于儒法交互的治理结构在规范上的复调表达,当代“双轨法治”源于“超政党”与“半国家”既交叉混合又相对独立的政治逻辑对规范秩序的双重塑造。居于能动地位的规范系统能否始终保持开放性是影响“双轨法治”生命力的关键。这就要求处于能动地位的规范系统,其价值谱系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主体身份必须是流动的,而非固化的,功能系统必须是示范的,而非强制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基本界限与职能分工

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涉及中国宪法体制的根本问题。从党规与国法的内涵与外延、形式与渊源、制定修改的主体与程序、效力范围与制裁方式以及规范的层级等五个方面,可以对党规与国法的基本界限作出较为清晰的学理区分;在此基础上,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视角,则可以对二者的职能分工作出划分,明确二者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差异。从规范层面来看,对党规与国法关系的处理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要遵循基本原则、策略和方法,推动二者真正成为内在协调一致的规范体系,共同构成法治中国治理体系的适格规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