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

《〈后汉书·党锢传〉序》所记三则谣言,意在追溯党锢事件的成因,绝非累赘无意义之笔。甘陵乡人谣就其最终指向最高统治者桓帝而言,实为尔后"诽讪朝廷"的"党人之议"的先声,而甘陵乡邑社会之分裂为"南北部",以及背后的执政外戚梁冀和清流官僚李、杜之间的激烈政争,亦与党锢事件中的清浊对立紧密相连。汝南、南阳二郡谣则深刻揭示了党锢事件的地方社会背景及制度根源。学中谣语标志着全国性士林舆论的形成,基于士林舆论的党锢名士的组织化(天下名士称号序列),充分体现出名士群体的自律秩序和社会权威,而这被视为尔后门阀贵族体制的重要特征。《〈党锢传〉序》三则谣言的书写,传达了作者范晔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构建。

溯源与追忆:东汉党锢新论

汉末党锢一案,因其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历来研究者极多。本文同意前人从文化、家族等角度所阐发的对党锢一案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桓帝本人在党人案的成立中,具有特别的作用。而党锢历史的重构,是古人宁可忽略细节的龌龊、而向往历史中的光风霁月的表现。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

汝南之所以在汉末成为党事的主要发源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汝南成为全国人口分布中心之一,经济繁荣;与此同时,汝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兴盛,至汉末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再次,汝南士人大多热衷于政治,并逐渐把持了汝南地方政权及舆论,在地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由于汝南士人从光武帝起就与皇权形成了紧张关系,因此在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旗帜鲜明,不遗余力,从而成为汉末党事的发源地之一,对汉末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

学界论及东汉党锢,多站在代表正统、道德的士大夫立场,表现出对宦寺阶层行为的轻贱。本文欲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从宦寺所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努力争取向上层社会流动而重新建构政治人物标准的角度,予东汉党锢新的理论阐释。

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

东汉中后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峰颠,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政治统治刚刚达到繁盛、强大的顶点,就危机四起、险象丛生、摇摇欲坠。事情来得那样突然,从表面看,似乎个人的爱好,皇帝的短命等偶然因素在扮演历史主角的角色,起了决定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党锢之祸”的现实利益与儒家文化的特质

东汉后期爆发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宦官迫害文人的政治事件,在延续近二十年的"党锢之祸"中,清流士大夫几乎被一网打尽。"党锢之祸"的爆发是当时各种集团政治利益的冲突、文化冲突和士风影响的结果。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的影响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许多文人被卷入其中,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禁于乡里多年;其次,由于政治迫害,文章著述成为了许多文人的人生寄托;再次,评议时政之风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发展,党锢之祸使得汉末的士风走向狂妄,这些导致了汉末文人多狂放不羁;最后,党锢之祸和随后的战乱使得士人谈论的内容转向以人物评鉴为中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古典文论的发展。

试论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与党锢之祸

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其根本原因是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形成了与专制皇权相颉颃之势,最终导致它与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激化。

重释东汉党锢

学界对东汉末党锢之祸中宦寺地位的界定毫不例外地持否定态度。但党锢不失为下层 民众中产生的宦寺集团在下层民众起义前寻求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尝试,它与汉末的黄巾起义一样,是 下层民众改变生活境遇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宦寺是革儒学上层的命,黄巾是革黄帝的命,都是在汉帝 国制度之外争取权力的斗争。不轻贱黄巾起义中的民众,就不应该轻贱党祸中的宦官。

从焚书坑儒和党锢之祸看秦汉士人的言论犯罪

焚书坑儒和党锢之祸中的士人皆因诽谤朝廷、散布妖言而被治罪。诽谤、妖言是秦汉时期言论犯罪的主要名目。由于士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地位,言论是他们干预政治的独特方法,当士人的言论超出了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时,就构成了犯罪。统治者的压制又影响了士人以言论参政的积极性,削弱了王朝的生命力。

20世纪以来的党锢之祸研究综述

文章对20世纪以来史学社会科学化背景下的党锢之祸研究进行了一次仔细梳理,认为以往的研究中文化本质论时常沉渣泛起,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局限在社会结构分析与地缘因素分析上。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在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行,继续重视结构分析与地缘分析,同时引入制度史的视角,充分考虑历史主体行动自由的可能性限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主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锢之祸:”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有感

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有良知的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在力量对比上也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使“党锢之祸”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东汉党锢士人气节的表现形式及其构成机制

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乱政,正直废放,在伏牛山大地上活跃着一批心怀国祚、视死如归的党人。他们以气节互相推重,依靠群体的力量发出声音,同阉宦集团展开斗争。儒学在东汉的大发展提升了知识分子们的话语权,春秋战国的养士遗风为党人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谣谚则是促进党人团结、讨伐阉宦的有力武器。此三者大致是党锢之祸中支持士人矢志不渝、前赴后继的气节之构成机制。士人话语权的提升使他们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体的愈发扩大也会增加他们话语的权重,谣谚盛行、互相题拂则可以吸引更多士人参加这场"战斗"。此三者密不可分,相互生发。党人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着儒家的义利关系,成为伏牛山区域历史文化的不朽丰碑。

论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范围内,其镇压规模和残酷程度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本文拟就这一事件发表一点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产生党锢之祸的原因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

高歌一曲颂忠良——读《后汉书·党锢列传》

翻开中国历史,凡帝王昏庸无能者,其政权勉强维持几十年便改朝易帜,留下的只有黍离之悲,供后人凭吊追忆。隋朝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即是如此,而东汉王朝却是个例外.东汉十二帝,除光武帝刘秀精明干练、寿命较长外,其余多昏庸无能、且寿命都短,致使东汉朝廷外立皇帝四人、垂帘听政六后。

论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来危机四伏,皇帝又“多不 永年”,形成了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局 面。到了桓帝时期,宦官擅权的情况更为严 重,代表地主阶级正统势力的李膺、陈蕃等 官僚,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大学生和儒生 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宦官的残暴统治。于 是,在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和建宁二 年(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利用皇帝这个傀 儡,寻机向党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 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人的“杀身以求仁”的悲剧,历来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同情和赞叹。建国以后,不少学者把这次党争仅仅视为“内讧”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作为历史科学只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简单的的描绘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分析。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借鉴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东汉末期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党人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次斗争?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

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争分别为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大救世悲剧。两大历史事件遥隔千余年,其间,士人们的救世行为和所遭受的残酷打击颇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士人们不具备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士阶层特有的清高和自傲,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较多迂腐和呆板,缺乏机变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与皇权的激烈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