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党领导一切”的探索及其启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实践中,毛泽东顺应中国政治大一统和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历史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立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大变革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际需要,多次提及并强化“党领导一切”,对全国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了探索,初步回答了“党领导一切”的缘由、关键、重点、路径和保障等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科学理解和把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供了重要启示。

“党领导一切”:观念和体制的变迁——基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的文本考察

"党领导一切"是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性质定位的观念表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和体制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而持续形塑。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1-26册)为主要文本依据的考察发现,"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和体制在此间约略经历三个阶段,其对象所涉和语义所指亦各有侧重。建党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观念层面主要指领导一切群众斗争(群众运动),强调党对其他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同时初步建立了领导军队和领导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全面抗战时期,观念层面指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并侧重于构建横向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一元化领导);解放战争时期,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体制层面,都强化了纵向的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话语是革命年代话语的总结升华,不论在"观念-叙事"层面还是在"规则-施为"层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语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党领导一切”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这是事关全局的关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基本方略之一。一方面,"党领导一切"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必要性,是推进中国稳步向前的基础;另一方面,"党领导一切"具有充分性,执政经验丰富、敢于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掌控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把党建设好是"党领导一切"的基础,正确、有效地行使党的领导权是实现"党领导一切"的方式。

论习近平十九大报告重申党领导一切的思想

1962年,毛泽东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其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想和使命以及党的根本宗旨。时隔55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重申党领导一切的思想。他是基于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背景提出来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党的历史方位,有助于党关注并自觉提升执政能力,也有助于党重塑自身的形象。在新时代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思想,需要准确把握党领导一切思想的精神实质,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所有事业都领导起来,特别是需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思想。

“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意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这种领导是一种全方位、全面的领导,简言之,即"党领导一切"。然而,由于在理论上混淆党的领导、党的执政,以及党的领导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两组概念,实践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或者以党事无巨细的包办覆盖党的执政,或者片面强调党政分开而忽视、放松党的领导。两种倾向都会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必须明确两组概念的差异,正确理解"党领导一切"原则,真正推动其贯彻落实。

“党领导一切”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维度考察"党领导一切",可以发现,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就在建立根据地一元化领导中明确提出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为克服分散主义,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系统向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成立领导小组等,强化了"党领导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政治建设,规范了"党领导一切"。新时代坚持"党领导一切",必须在纠正偏差中实现,在科学理解中全面把握,在深化改革中强化。

“党领导一切”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面临严峻斗争形势下首次提出"党领导一切"的概念,有力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进一步对"党领导一切"思想进行阐发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坚持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进入21世纪,江泽民再次重申"党领导一切",胡锦涛在十七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大重新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并将其写入党章,既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又有着内在的现实基础。

“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历史轨迹及创新性发展

“党领导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确立和发展这一根本政治原则,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推动“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和平环境中“党领导一切”原则的持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性发展背景下,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为“党领导一切”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党领导一切”基本方略:依据、内涵与路径

"党领导一切"基本方略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为集中全党全国力量开启新征程,十九大报告对"党领导一切"基本方略的深刻内涵作出了富有新时代特点的全新诠释。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是贯彻这一方略的三条重要路径。

“党领导一切”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效用

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有助于确立化自信,为文化综合创新提供底气;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文化基因,涵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有助于捕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

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深层依据、逻辑展开与基本要求

新时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它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党领导一切,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逻辑展开,是执政党在全面领导市场、政权和社会三个基本元素的过程中实现的。要真正做到党领导一切,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切实提升党的领导力。

“党领导一切”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党领导一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形成、发展、完善的一项的基本方略。它产生并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对“党领导一切”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发展的依据和实践经过进行梳理与论述。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原则。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刊特开设“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专栏,从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西部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旨归所在等角度进行深入阐释和研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价值意蕴、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下的重点任务,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容有失的阵地。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领导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取得累累硕果,并运用系统思维在谋篇布局、统领全局、拓展格局、服务大局方面取得重要经验;以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引领作用、赓续发展中华文脉和建构话语传播战略体系为现实启示,推动创造新时代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辉煌。

习近平对毛泽东“党领导一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就党的领导地位、原则、方式和保障等提出一系列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一切、党如何领导一切”的重大间题。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创造性提出“最本质特征论”“最大制度优势论”“最高领导力量论”。二是坚持党中央集中领导,明确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三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四是坚持建设伟大工程,以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党的领导。习近平对毛泽东“党领导一切”思想的创新发展,体现了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以党的领导为首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新征程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遵循。

制度哲学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结构与功能探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首次提出了“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一时代命题。回应“制度如何健全”的逻辑前提与实践基础是厘清“制度是什么”等问题,制度哲学为剖析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内在结构样态与外在功能表现提供了合理可行的理论密钥。在制度哲学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内部呈现出“三大制度层次”与“两大制度类型”相互联结的“三层两型”结构,同时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等外围制度系统存在结构性关系。依据特定结构及结构性关系,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既发挥着规范领导权责、形成自由秩序与推进规模治理等基本功能,也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具有清晰的功能定位。

涉外法治中党的领导权运行逻辑与优化进路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大战略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加强党对涉外法治的领导权成为当前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议题。党的领导权贯穿于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整个涉外法治体系,体现了党的领导权形成、实施、拓展、监督的内在运行逻辑。为坚持与巩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地位,需要不断完善与优化党在涉外法治中的领导权运行机制,具体包括:构建党与涉外民主立法的联结机制;健全党对涉外司法改革的领导机制;完善党对涉外法治社会的引领机制;强化党对涉外法治机构的监督机制。

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体现,具有引领方向和凝聚共识的双重作用。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定位,从理论依据、历史生成和现实要求等三个方面展开;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容构成,应包括理论建构权、工作管理权、价值引领权、话语主导权等内容;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实践进路上,应形成系统化建设、管理、传播、监督的闭环链路。推而论之,深刻认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定位、准确把握其内容构成、系统深化其实践进路,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机统一的,辩证统一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中。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不断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个过程;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深入学习贯彻和大力宣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本刊本期特开专栏并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撰写学习和研究文章,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