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曲《摩诃兜勒》的读音问题

古曲《摩诃兜勒》曲名的含义,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解释,尚未取得共识。为此,本人在这篇短文中提供两则资料。对于如何正确解读《摩诃兜勒》乐曲的名称问题,或许有所裨益。

摩诃兜勒·悖挈儿·拨头

《摩诃兜勒》《悖挈儿》《拨头》在蒙古族戏剧音乐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存在说明中原戏剧音乐的发展史是融汇着相当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血液精华,这是值得深入研究而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摩诃兜勒》考

《摩诃兜勒》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胡乐,它对中国乐府诗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张骞出使的大夏,就是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朝,后被大月氏所灭,此地深受希腊文化影响;拜火教曾在大夏广泛流传,拜火教或与《摩诃兜勒》同时进入中国;《摩诃兜勒》的音乐属性与古希腊音乐多有相似之处,《摩诃兜勒》的曲名含义正是马其顿。因此,《摩诃兜勒》可能就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古希腊音乐。

张骞持归西域乐曲《摩诃兜勒》考

张骞从西域传回乐曲《摩诃兜勒》一事,目前还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分歧的基点在于对今本崔豹《古今注》真伪的态度。《古今注》是不是伪书,张骞得曲是否为伪事,这显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只能以该事件为中心进行考察,不能草率地认为《古今注》为伪书,该则为伪事;或该则为伪事,《古今注》为伪书。“否定说”的论据存在漏洞较多,不宜贸然否定。《摩诃兜勒》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持归,来源于中亚少数民族,是在融合众多元素的基础上孕育而出的新乐曲,是可以展现威仪和激发士兵斗志的乐曲。

《摩诃兜勒》曲名含义及其相关问题

张骞出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进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对后世军乐有很大影响。然从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及宋郑樵《通志略》将其视为两曲的记载看,其时人们已不明该曲名之本意,后世学者亦有不少歧义。"摩诃兜勒"为一由"摩诃"和"兜勒"组成的梵语词,合为"大吐火罗"("大夏")之意。该曲或同西夏王朝《也葛倘兀》曲("大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在明清宫廷中可能依然流传。

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摩诃兜勒》考证研究的参考材料

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上,当我与一些同行谈到福建南曲中有《兜勒声》一曲时,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和关注。可是,这《兜勒声》与《晋书》等史籍记载之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有何关系?在南曲之外尚存何处?

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七)

蒙古族多声音乐研究（上）蒙古族多声音乐,可用＂潮尔＂（？oor）一词概括。＂潮尔＂为蒙古语,意为＂和音＂、＂共鸣＂。蒙古族＂潮尔＂音乐既有独立体裁的,亦有附着形态的;有人声的、器声的以及人器声混合的。其中,人声演唱的潮尔,有一个人演唱的浩林·潮尔和多人演唱的潮尔道两种;乐器演奏的潮尔有弓弦乐器潮尔和托布舒尔;冒顿·潮尔和萨木·潮尔是人声与器声的结合形式。

龟兹文明孕育下的人文艺术

龟兹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处,在这里中原、印度、伊朗、希腊、古罗马文明相互碰撞、融合激荡出璀璨的龟兹文明,进而对西域文明乃至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丝绸之路开通后,龟兹不仅是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输入中原的桥梁,而且也是汉文化西传的窗口,对彼此间的文化交流、艺术与音乐交流,都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追寻胡笳的踪迹——蒙古音乐考察纪实之二

提起胡笳,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蔡琰的名篇《胡笳十八拍》和描绘“悲笳”、“哀笳”的古诗来。据记载:胡笳原在古代北方胡人中流传,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而传入中原。汉武帝时,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后入卤簿。胡笳,蒙古语为“冒顿·潮儿”(Moden-Chor),是一件古老而富有诗意的木质吹管乐器。遗憾的是,后来渐渐从人世间销声匿迹,在我国几乎难以寻觅它的去向。

道教音乐与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

道教与佛教是对中国思想与文化影响最大的两种宗教。他们出生于不同的母体、具有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教义和教仪。然而,在共同的土壤中经过近两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中,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从而在各个方面必然地互相影响、渗透和吸收。

楚楚胡乐入汉声——谈龟兹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

我国西部边陲的新疆及广大中亚地区,古时称作西域。“西域”之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并不陌生,它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盛集地之一。古代泛称西域各族为“西胡”。因此,西域音乐也被称为“胡乐”、“胡声”,它包括龟兹、高昌、疏勒、于阗、悦般、伊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其中龟兹乐影响最大,所以在西域音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隋朝九部乐为例,七部外族音乐共三十九曲,龟兹乐就占了二十曲,可见龟兹乐影响之大是其它所不及的。

宋代的仪仗用乐试探

我国的仪仗用乐(军乐),渊远流长。据传说为黄帝时岐伯所创建。古代的军乐不但有鼓类、吹类的纯器乐演奏(周时称“恺乐”),还常伴以歌唱(恺歌)。秦代作为仪仗开始应用。汉初称作“鼓吹”,(“鼓吹”一词来源很早,开始并非指一种乐制形式,作为乐制自汉始。)后发展为两个部份:一为“鼓吹”是班壹始创;二为“横吹”,即“

张骞与曹植——中国佛教音乐的起源

当身披袈裟的八位僧人放下手中的法器、乐器,缓缓站起,向着台下的观众双手合十的时候,台下那些见多识广的英国绅士淑女们却一反常态,忘记了他们著名的“矜持”,不停地为中国五台山佛教乐团的成功演出鼓掌、欢呼,以表达他们对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佛教音乐的赞赏。而当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终于在20世纪末叶发生在伦敦音乐厅的时候。

第五讲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可以追溯到二、三千年之前,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的丝路沿途各国各地区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各民族的文化日淅趋向世界性,成为世界总体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西方人从中国人手中接过铁器制造术和火药并制造出枪弹时,《伊利亚特》中的阿基里斯又将怎样来显示昔日的雄威呢?西来的珍珠、玛瑙,使古老东方的六宫粉黛失去了光彩。人们用智慧和汗水开拓了丝绸之路,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就说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些概况。中国文化的西传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我国丰富的古文化便络绎不绝地输入西方。古时候,我国的天文学研究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很早就提出了“二十八星宿”

中国佛教音乐之初

中国佛教音乐的来源,近年来论者较多。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学于众。佛教音乐之东传,似在佛教之先。晋崔豹《古今注》云:“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新入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撰之《晋书》亦有此说。

西亚诸教对敦煌乐舞影响之研究（下）

西亚诸教对敦煌乐舞影响之研究（下）黎蔷三、西亚诸教对西城乐舞之影响古代西域一般系指帕米尔山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敦煌以西，昆仑山以北的广阔领域，从中国长安至意大利威尼斯的几条丝绸之路均从西域腹地经过，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积淀的“自流井”，西亚诸教自然会...

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漫长的时间跨度,累积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极其丰富的文物,其相异的音乐现象多而繁杂,因而确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领域的深广性。因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研究亦相当繁难,本文仅就“史与论”、“古与今”、“

羯鼓声高众乐停——胡鼓、洋鼓、爵士鼓之东渐

中国的鼓文化,固然有其雄厚的本土资源,但它从来不是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中发展的。纵观历史,中国鼓文化同外来的鼓文化,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外来鼓文化的东渐,肇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传来横吹、骑吹等胡乐,汉乐府协律都尉李延年因胡曲《摩诃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军乐,这是胡乐输入中国之始,也是胡鼓东渐之始。隋、唐之际,胡乐的输入已成排山倒海之势。

木卡姆传奇

你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吗?天空中燃烧着烈日,脚下是漫漫黄沙,一位木卡姆其背着一把弹拨尔行走在古丝绸之路上。百无聊赖之际,一种清朗的弹奏声破空而来,伴随着粗犷的歌声,恍若天籁之音。倘若你能想象,你便会爱上木卡姆。

《折杨柳》辞曲的流变发展

《折杨柳》作为一首横吹曲,是由李延年通过张骞带回的《摩诃兜勒》作曲产生的二十八解之一。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录了这首曲子在汉代和梁朝时期的两种不同风格,并由《乐府诗集》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