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刑法性质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争议焦点在于以"兜底条款"定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汪建中的行为与列举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存在有其必然性,解释时必须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列举条款发现"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考察相关行为与列举条款的同质性,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已发生的案件事实涵摄到其应有的范围。"抢帽子"交易行为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列举条款具有同质性。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 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正

刑法理论应以同质性解释规则为核心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进行限制性解释,以抢帽子交易属性辨正为契机,诠释市场操纵的实质内涵。各国普遍将抢帽子交易规定为市场操纵犯罪,这为判断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启动"兜底条款"评价抢帽子交易提供了重要参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明示行为类型均系价量操纵,而本罪实质是市场操纵,价量操纵并非市场操纵全部内容。证券期货市场包括金融商品与资本两类要素,操纵投资者配置资本也是市场操纵类型。抢帽子交易不属价量操纵,但契合资本操纵机理,具有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犯罪实质,应纳入"兜底条款"归责。抢帽子交易操纵的犯罪属性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并从严把握入罪标准。

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司法者无法绝对排斥"兜底条款"的适用。但对"兜底条款"的适用必须严格贯彻限制解释的立场。对于法定犯"双重兜底条款"的场合,不宜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在"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中,不可否认被告人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属于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但因该行为刑法和证券法律法规都未明确规定,从刑法保障法的性质和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看,该行为不宜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罪。

论滥用高频交易的刑法规制——以伊世顿公司操纵期货市场案为例

随着伊世顿公司被起诉滥用高频交易操纵期货市场,滥用高频交易正式进入刑法领域的本文规制范围。由于滥用高频交易的特殊性,对于如何规制此类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存在较大的分歧。结合伊世顿案的具体案情、滥用高频交易具体特征以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实质,探讨滥用高频交易的刑法规制,滥用高频交易能够纳入《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的规制范围内,建议及时完善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滥用高频交易的规制范围。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的司法认定——以某抢帽子操纵证券市场案为例

我国《刑法》第182条规定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以联合(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我交易的三种行为模式及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司法者不能绝对排斥"兜底条款"的适用。在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上,兼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本文试图以朱某抢帽子交易操纵证券市场案为例,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的司法认定展开讨论,司法者在适用"兜底条款"时应从严把握抢帽子交易操纵的入罪标准。

新型市场操纵行为的刑法认定

对于新型市场操纵行为的刑法定性可借鉴国外的规定。具体认定标准应包含价值取向和解释规则两部分内容,贯彻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遵循'兜底条款'的同质性解释规则。同时应当合理划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犯罪圈,'抢帽子'交易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高频交易行为中的幌骗行为、塞单行为和趋势引发行为应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而试单行为应当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股票”一定是“证券”吗?——美国证券法“证券”定义的法律辨析(之二)

美国国会在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对"证券"定义的规定相当宽泛,美国法院精明的法官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每一种证券都确定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和原则。笔者曾经结合"Howey 检验"具体分析了弹性最大相当于"兜底条款"的"证券"定义之"投资合同"的判定原则。说到"证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股票"。确实,"股票"

网购五招无烦恼

在年轻一代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加入了网购队伍。虽然50岁以上的网购族买的次数没有年轻人多,但是他们可支配收入多,买东西也看得又快又准。现在智能型手机几乎人手一只,滑几下就结账;到大卖场要大包小包喘吁吁扛回家,网购还负责送货到府,对不少老年人来说真是方便极了。网购前注意以下几项,购物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