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禄赞萨逻入唐考

吐蕃禄赞萨逻入唐这一历史事件,藏、汉文史籍均缺载,独见于禄赞墓志。考察墓志可知,禄赞入唐时间至迟在唐垂拱元年,但墓志所记“父钦陵”一句与史实有出入。根据对当时吐蕃时局的深入分析,可获悉此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敦煌文献所载噶尔氏的另一支,因卷入吐蕃王室的继位纷争,家人受到论钦陵兄弟的残酷镇压,致使其愤然入唐。

日本入唐僧的中国旅行——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日本入唐僧早已为学界注意,但较少有人从旅行视角考察其活动。通过研究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以发现,入唐僧在使团中的实际地位不高,仅为附庸而已。在其游历过程中,公验和过所是必备品;口头询问和参看"候子"是确认方位与里程的普遍方式,实体地图并未发挥作用;驿驴和船只是其主要交通工具;寺院和民居则为主要寄宿地,偶有馆驿破格接纳。日本入唐僧的中国行存在着由使团活动的从属到自主精神巡礼的转变,对入唐僧漫漫旅程的考察,不仅可以窥探"化外人"在唐旅行的制度与实际,也能看出唐王朝旅行规制的整体样貌。

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

7—9世纪末,新罗与唐佛教交流频繁。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些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些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实现了自己佛教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唐与新罗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网格反滤生物组合护坡技术在引滦入唐工程中的应用

网格反滤组合护坡是把砌筑工程和生物工程有机结合 ,取长补短 ,联合作用 ,达到护坡目的。在引滦入唐输水渠道 ,经过 5年的实际考验获得成功。为土渠护坡探索出一条投资小 ,见效快 ,既经济又实用的新途径。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圆仁《入唐记》所见晚唐新罗移民在江苏地域的活动

本文主要依据入唐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对新罗移民在今江苏扬州、淮安、涟水、连云港地区的活动进行了整理和阐述,认为新罗移民在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网络,并指出了今连云港地区的"土墩石室"遗存作为唐代海州新罗移民墓葬的可能性。

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

空海入唐与《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空海在福州和阎济美、马总的交往就与文学有关系,可能有意识地要和当地文人交往。在京城长安,空海的主要精力在寻道求法,但仍和义操等"缁素"文人有过"诗赋往来"。离京之后在越州和朱千乘等人互赠诗,向越州节度使求内外书,有意寻访文学类书。他访得的诗文论著作,后来多编入了《文镜秘府论》。这说明,空海此时可能已有某种编撰意识,至少客观上为《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作了资料准备。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①（以下简称《行记》）四卷，日本高僧圆仁撰。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８４７年）作为请益僧在中国巡礼。《行记》便是他在这十年中写的日记。这部语体文的《行记》...

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日本圆仁从日本渡海到唐,经扬州(江苏扬州)、山东半岛、五台山到长安,又从长安东去渡海归日的旅行记。该书详细记载了圆仁在唐的旅行路线,并记载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由于他是外国人,除了在佛道关系方面他有佛教徒的倾向性以外,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可能有什么偏见,所以,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载,必然较唐朝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文献较为客观,这就决定其史料价值更高。不过,也由于他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情况不十分熟悉,故而该书的有些记载并不完全确切,或者是错误的。因此,对该书的内容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既要肯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宜盲目崇拜。在我看来,就史料价值说,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圆仁的耳闻目睹,真实可信,中国史籍也没有记载,这是最珍贵的部分。其二,因中国史籍的记载过于简略,所载可以补充中国史籍的不足,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其三,所载不够准确或者错误,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正的部分。

从麴文泰入唐逸事谈高昌与唐关系的变化——《高昌史稿·统治编》续论之三

高昌王麴文泰于贞观四年（630）十二月携妻宇文氏亲自入唐朝贡，次年正月后离唐返国，是高昌与唐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高昌与唐关系直转急下，前恭而后倨，最终竟以兵戎相见。为什么会如此？本文根据《太平御览》、《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记载：贞观五年正月十三日，麴文泰等陪同唐太宗至昆明池狩猎，唐太宗对麴文泰大言“人生三乐”，颇为志得意满；次日，唐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麴文泰及陪同官员，“奏九部乐，歌太平，舞师子”，都是前隋乐舞。认为：麴文泰早年曾陪其父麴伯雅入隋，亲见大隋盛况。而此时大唐初定，城邑萧条，百废待兴，无法与前隋盛况相比。麴文泰入唐，一路所见，原本就感觉唐不如隋。及陪同狩猎，参加宴会，更觉太宗只会大言炎炎，粉饰太平。麴文泰原本就胸怀大志，从此自然更生“骄慢”之心。高昌与唐关系发生变化，每况愈下，卒至于亡，盖源于此。

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以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在唐代,世俗王权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佛教信仰已然深入民间,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唐代社会对于外来游方僧的态度是礼敬有加的。然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我们呈现出了历史多样化的一面。开成会昌年间,圆仁等外来游方僧到大唐求法巡礼,所经之处,由于蝗灾严重,语言不通,寺院发展不平衡,由于村民地方感意识强烈及部分民众内心的悭吝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官员、寺院和普通民家对于这些外来僧的态度不尽相同,圆仁等僧人甚至遇到过投宿无门、乞斋无术的窘境。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疑难词语释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撰者圆仁虽为日本僧人,但具备颇高的汉文修养与造诣,对汉语及唐代书仪的运用水平相当高。对入唐僧圆仁所撰文书中疑难词语的释读,可以了解当时中日书仪用语的密切关联。

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圆仁对日本禅宗的影响

唐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他们取经学禅,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日本入唐求法僧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对研究和认识入唐求法僧以及日本佛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入唐僧最澄和圆仁学习以及接触的中国禅来考察其对日本禅宗的影响,认为最澄和圆仁对禅宗在日本的确立影响巨大。

引滦入唐工程王务庄渡槽槽身结构安全鉴定分析

王务庄渡槽是1982年建成的引滦入唐输水的重要工程之一,在20多年的运行使用中槽身出现多处裂缝,渗漏问题严重威胁着建筑物的安全和使用寿命。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各专家小组鉴定分析意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较研究

日本入唐僧园仁与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是古代中外友好的使者。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古代中外交流的珍贵记录。从两位使者在中国的活动舞台和两书的记述内容及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相同之处;从历史背景和史料价值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金仁问前三次入唐考——兼与姜维东先生商榷

中国学者陈景富先生评价金仁问为"新罗出色的外交家";韩国学者赵甲济先生评价金仁问为相当于"驻美大使"一样的赫赫人物。《三国史记》(卷44,金仁问传)对金仁问的介绍要比其他史书详细很多。但即便这样,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还很匮乏,有待挖掘。由于史料的缺乏使得学界对他的关注并不高。因此。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考证且多有歧义。例如金仁问前三次入唐是在什么时候,尚无定论。笔者希望能够借助本文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

《汉语大词典》新词补议——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新词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对,可以找出其失收或晚收的新词,以订补《汉语大词典》在释义和书证方面的疏漏,显示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的语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