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安倍政府“入常”公关新动向探析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称"入常")一直被日本视为跻身政治大国的标志。在两度争取"入常"失利后,近年安倍政府再次发起"入常"攻势。与之前相比,日本此轮冲击"入常"手段更加多样化,政府不仅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而且强化应对机制,调整战术,并大力加强舆论公关,力图通过各种外交手段获取其他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日本积极开展"入常"外交有着较为明显的战略意图,旨在扩大国际影响力,实现全面大国化,重塑国际形象,并制衡中国影响力。日本"入常"图谋已久,经过长期经营运作,也积累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其"入常"所面临的阻力依然巨大,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试论日本“入常”之可能及中国应对之策

日本自1957年加入联合国以来,积极展开联合国外交,近来更是提出了入常的目标。本文就国家实力和对联合国机制所做贡献、国家道义(区域其他国家的认同)两个方面就日本入常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并探讨了假设日本成功入常会对中国及其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主权国家和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身份探析中国在日本入常的立场及相应可行的对策。

院长“入常”，天使还是魔鬼？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架构下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可回避、值得重视、可以讨论的重大问题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挑战和严峻考验。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特殊的法治语境和宪政体制的现实状况，探寻具有决定性、实质性意义的体制与理念因素。院长“入常”作为根本之道，值得重视，不可回避，也已到了可以讨论、应当正视的时候。院长“入常”非常必要：根据中国社会朴素原理，地位决定作用，决定话语权，决定公信力；院长“入常”是落实一府两院宪政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施的必要安排和应有之义；法院是依法施行法律的国家公器，实现司法公正，法院必须有依法审判、裁断是非的勇气和力量；院长“入常”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千秋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终结涉诉信访终需要法院院长具有终局解决问题的权力；院长“入常”对法院最直接的“好处”，是有助于法院向权力结构中心的回归。院长“入常”也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前景探讨

冷战后日本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内的各项活动,为联合国提供了巨额经济支持,不断强化对联合国各机构及其会员国的公关工作,冀望以此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这一尴尬地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大国。本文从分析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基本条件与资格入手,探讨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有利与不利方面,着重分析了日本入常的困难与阻力,认为日本入常之路机遇与困难并存。

2005年世界政治主题词

回首一年来的世界政治,几个频繁见诸报端的主题词跃入眼帘:新布什主义、颜色革命、欧宪公决、中国崛起、日本“入常”、六方会谈、世纪大审判……沿着这条线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国际政治画面。新布什主义是无奈的退却,而不是布什主义基础上的前进;前苏联地区爆发的各类“颜色革命”是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小泉外交自毁前程,日本“入常”失败咎由自取;美国对华政策经过调整趋向务实。

印度的联合国外交：态度变化、议题变迁及评价

受领导人个人因素、国家安全需求以及整体对外战略的影响,印度自独立以来对联合国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到消极,再从消极到谨慎的转变。除了态度发生变化外,在不同时期,印度联合国外交关注的主导性议题也具有差异。冷战时期,印度的联合国外交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去殖民化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以及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冷战后,印度更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改革、恐怖主义和性别平等、人权问题、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问题。在这些不同的议题领域中,印度扮演了倡导者、支持者甚至反对者的角色。作为印度外交整体框架中的一部分,印度的联合国外交服务于国家的对外目标,即追求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在联合国平台上,印度主要通过这些方式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靠近,开展集团外交,利用联合国搭建的交流平台,以及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尽管印度的联合国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印度在联合国许多机构中占据了高层位置,获得了联合国及其各种专门机构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体现为:利用联合国平台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印度树立了矛盾的国家形象;国内的差异掣肘了对外目标的追求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争端限制了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安全关切的范围。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争常的新路径

冷战后,日本曾经突出其对联合国的"经济贡献",以此作为入常的理由。然而2005年以来,日本开始利用其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一职的机会,通过"着眼新型安全威胁"、"推进人类安全概念"以及"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等方法,凸显日本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实质性贡献,易于进一步为日本的入常正名。这种趋势区别于以往直接的争常手段,是一种间接的、凸显日本外交独特贡献的新方式。

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外交随着日本国家战略与日本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出现了急剧转变。2005年以前,是以"入常"为核心、由"大国战略"支配下的经济外交政策。当时日本经济外交十分重视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政策手段,目的是推动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实现。到2005年以后,走向尚不完全明确,但追求双边、多边和地区经济合作,服务于日本国家新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政策宗旨没有改变。其中,以参加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合作协定(TPP)等地区合作成为重点,也包括同东盟、大湄公河、印度、中韩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紧密合作、自由贸易区合作等。同时,遏制中国色彩的政策成分日益凸显。

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日本一贯十分重视开展联合国外交。战后初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重返国际社会为主要目标。加入联合国后,日本开始借助联合国提高国际地位和增大国际影响力,但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严重从属于对美外交,缺乏独立自主性。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被视为跻身政治大国的重要台阶,而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最核心目标。为此,日本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并借机两度向"入常"目标发起冲击。"入常"是日本既定国策,在短期难圆"入常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最现实的选择是先谋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日本多元化外交战略中强化联合国外交的基础,从而为最终实现"入常"目标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