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解读

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具有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加之《刑法》第205条对虚开行为设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仅以行为入罪难以与过高的法定刑相适应,导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模糊。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行为犯说与目的犯说两种观点,但行为犯说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目的犯说欠缺可操作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双重违法性表明,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即增值税税收征管秩序和增值税财产所有权。在双重法益架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界定,客观上造成法益实害结果,主观上具有骗税目的。正确领会和适用该罪入罪标准,要从实质层面对骗税目的和侵害财产所有权进行解读。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入罪边界

掩隐罪的适用在全链条打击电诈犯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法适用率激增。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掩隐罪有明确的入罪边界,以便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经由实质解释可知,掩隐罪的保护法益包含司法识别与司法追缴二重构造。根据该二重构造可将掩隐罪的客观行为类型化,并据此合理划定掩隐罪中“其他方法”的边界,以及为主观明知的认定归纳出清晰的判断规则。共同犯罪的本质是团体性。掩隐罪与上游犯罪共犯的区分标准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形成了能够期待协同互助且具有一定拘束力的意思联络。

袭警罪的入罪标准与罪名关系考察

袭警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及时回应了社会大众对严惩袭警行为和维护警察权威性的呼声。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环境特点,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应该为复合法益,主要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次要法益是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与保护法益相适应,在司法实践中,要避免袭警罪的适用扩张倾向,成为新一代“口袋罪”。因此,要严格把控和正确理解袭警罪的行为对象、“正在执行职务”以及“暴力”的含义。同时,也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对情节轻微的袭警行为做出罪处理。明确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以及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关系,规范罪名适用。

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法律适用的比较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自洗钱入罪以来我国洗钱犯罪案件的数量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反洗钱工作取得巨大成果。但洗钱罪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未改变洗钱罪入罪门槛高、取证难、判决难的困境。洗钱罪判决难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洗钱罪名体系混乱导致法律适用罪名失衡;二是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传统共犯认定标准“是否存在通谋”陷入困境;三是当洗钱罪与帮信罪、非法经营罪出现竞合的时候,存在帮信罪的扩大适用、非法经营罪的错位规制。对此,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洗钱罪的司法难题。一是构建立体化的洗钱罪名体系;二是重构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共犯的认定标准;三是对帮信罪、非法经营罪进行立法限缩与解释调整。

公开盗窃论中入罪问题的思考

在盗窃罪中增加公开盗窃作为入罪情形,否认秘密要素作为入罪条件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所支持的理论,为此学者们提出了盗窃罪与抢夺罪在坚持秘密要素下会导致的入罪问题,本文将探讨这些入罪问题是否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确实存在,公开盗窃论是否确有必要。

论网络爬虫行为的入罪研究

网络爬虫作为一种抓取数据的自动程序具有极大的技术优势,但是网络爬虫作为一种中立性技术在遭到恶意使用后也具有其危害性。网络爬虫行为从技术角度来说一般分为对计算机系统进行访问、对系统内数据进行爬取、对爬取行为进行存储和利用三个阶段。本文旨在从刑法的视角下对网络爬虫行为进行分析,探析恶意网络爬虫行为入罪的路径,从客观不法与主观恶意两个角度判断其入罪标准。在客观层面,实质判断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威胁以及侵害是否已经达到可罚的程度;在主观层面,应着重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犯罪的故意。

基层央行推动洗钱入罪的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推动洗钱入罪工作力度,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员会等11部门联合印发《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行动计划中各成员部门(以下简称成员部门)已形成推动洗钱入罪工作合力,部分成员部门已相继将对洗钱及上游犯罪的立案、起诉等相关情况列为系统内考核指标,工作成效明显。然而,基层央行推动洗钱入罪工作中仍存在多方面难点。本文从推动洗钱入罪实际工作着手,深入剖析原因,从政策建议和工作措施两方面对如何破解工作难点提出意见建议。

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基于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实证研究

民间借贷时常引发犯罪行为,这是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和高利贷入罪的重要理由。本文采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犯罪数据,基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提高会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赌博罪,而高利贷入罪不但没有遏制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反而增加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一步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对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和高利贷入罪所引发的犯罪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溯因推理,对于这三方面事实的最佳解释是,民间借贷引发犯罪的重要机制在于民间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防治民间借贷相关犯罪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应是缓解资金供需矛盾。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

出售出入境证件申请资料行为入罪研究

大量出售伪造、虚假出入境证件申请资料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呈现独立的法益侵害性和骗领出入境证件犯罪的主导性特点。当前立法对出售出入境证件申请资料行为的规制存在不足: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对出售出入境证件申请资料行为的规制存在漏洞,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为市场秩序而非国(边)境管理秩序。将出售出入境证件申请资料行为入罪,也许是完善国家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有效方式之一。

袭警罪入罪标准研究

袭警罪的增设有力维护了人民警察执法权威,但构成要件的模糊性导致各地司法实践中入罪标准不一,相关司法解释对本罪部分问题进行的解答尚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困境。需明确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以人民警察的执法权为主,以警察人身安全为附带的复合法益。对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当结合立法目的、法律体系、执法实践等进一步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既要充分发挥本罪的刑法功能,也要避免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对涉案行为的评价应围绕构成要件及社会危害性综合考量,准确区分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罪名,实现行刑衔接及罪名的协调适用。

“狱侦耳目”伪证行为的入罪研究

因刑事案情侦查需要,侦查机关选用“狱侦耳目”辅助侦查。鉴于“狱侦耳目”隐蔽性等独特优势,“狱侦耳目”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及时、准确犯罪活动信息,利于损耗低、高效地完成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狱侦耳目”制度无疑具有正当性、优越性。兹因关联法律规定阙如、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减刑待遇诱使等,“狱侦耳目”存有作伪证的现实危险性。透视“张氏叔侄案”,“狱侦耳目”袁连芳伪证行为令他人无端受诉受刑,却不为刑法处罚,甚至获得减刑待遇。有鉴于此,立足刑法实定法规定,“狱侦耳目”伪证行为宜为刑法处罚。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婚内强奸行为入罪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一直是个争议不断的问题,现有的理论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陷,从域外做法来看,英美法及西欧等国家均逐步承认婚内强奸的犯罪化,目前我国仅承认有条件的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在法治进步、女权运动发展的今天,进一步完善关于其规定很有必要,本文尝试提出将婚内强奸行为“亲告罪化”及设置一定的入罪标准的立法构想,希望能够为该行为的定性提供一个借鉴。

互联网侮辱行为的刑法规制切入

互联网侮辱行为亟待治理,网络暴力罪的增设需要慎重。只要具备了结果公然性,该行为就应归于侮辱罪的范畴。在情节严重性认定上,还应结合侮辱的动机、对象、手段方式和危害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互联网空间侮辱罪自诉具有合理性,自诉转公诉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建议借鉴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经验,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降低被害人举证难度,加强网络平台的事先责任审查,进一步明确互联网空间侮辱罪的公诉标准。

高铭暄教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评述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危及公共安全”的认定标准研究——基于8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名。“危及公共安全”对于该罪的定罪和量刑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就如何认定“危及公共安全”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为明晰认定现状,分析本罪现已公开的共计83份裁判文书可知,目前实践中存在入罪标准混乱、量刑失衡、说理不足等问题。从该罪的立法背景出发,应明确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公共安全”的保护范围为不特定且多数人的利益;在定罪时应严格把握构成要件,在量刑时应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并进一步完善裁判文书说理,以规范本罪的适用。

“醉驾入刑”松绑背后

面对涌动澎湃的民意,醉驾入刑标准终于松动。202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决定调整醉驾的入罪标准,对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不再一概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行政处罚而不做犯罪处理等。这些重要的举措意味着,醉驾入刑12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调整松绑的时刻。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法性论辩与司法边界厘定

"放贷型高利贷"是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禁止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情节严重者契合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文义射程,司法对其入罪于法有据。否定者未作"个贷型高利贷"与"放贷型高利贷"区分,全盘否定民间高利贷入罪司法的合法性不能成立。"放贷型高利贷"的入罪标准(情节严重)可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同级事项的"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把握,升格标准(情节特别严重)可依"情节严重"起点数额的5倍确定。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及其立法改进

对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探讨,针对的并不是应否弥补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疏漏,其焦点在于是否应当将原本属于行政处罚范围的若干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受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制裁明显乏力,因此将若干情形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要注意对入罪的范围和程度加以限制;同时,更要认识到,就对危险驾驶等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治而言,关键在于形成多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整体合力。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应从罪状与法定刑两个方面同时加以改进:一方面,应在罪状中适当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并对各种行为方式均设置"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限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应在法定刑中增加"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和"单处罚金"的刑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