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利冲突视域下对入职查询制度的考察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新增的入职查询制度以特殊预防为目的,通过对特定人群的隐私权和劳动权进行限制的方式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由此产生了宪法权利冲突,该制度也面临正当性的质疑。权利冲突的化解需要制度正当性的证成,因此应当以比例原则和权利位阶为理论基础,对入职查询制度进行考察。在考察入职查询制度限制隐私权和劳动权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后,可以认为该制度初步符合审查框架的要求。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对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合理限度,以确保该制度在运行中的正当性,实现权利间的有效平衡和充分保障。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入职查询的制度构建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利用职业便利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现象尤其严峻。为了有效预防有性侵害违法犯罪历史的人员进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行业,应当建立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入职查询制度。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这方面的实践,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从业禁止制度和国内部分地区的现有探索也为入职查询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入职查询制度的构建可从违法犯罪信息数据库建设、具体运行和查询限制三方面展开。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大数据库的建立及应用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建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制度。要将该制度落地落实,便于相关单位查询,应利用信息技术,加强统筹,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可供查询、安全保密的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询大数据库,通过“建立大数据库→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的方式,在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与未成年人之间设立一道“保护网”,减少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性侵未成年犯罪中的职业资格限制体系评析

从业禁止、禁止令、前科制度虽然针对性侵未成年犯罪建立了犯罪人职业资格限制体系,但该体系存在制度不配套、衔接度不高、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无法有效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重犯。为实现全面预防,部分地区规定,性侵不仅仅指因实施《刑法》规定的强奸,强制猥亵、侮辱,猥亵儿童等违法行为也被行政处罚;有的地区更是把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确认存在却未起诉的带有性侵嫌疑的违法犯罪事实也囊括进了"性侵"范畴;并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进行入职查询等。这些司法实践弥补了职业资格限制体系的缺陷,但也存在侵犯公民劳动权、架空职业资格限制体系的危险。

涉性侵未成年犯罪从业限制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对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包括对未成年人实施奸淫、猥亵、诱骗、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等形式,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造成极大的且难以消除的伤害,对未成年人的未来发展道路产生巨大不良影响,因此保护未成年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成长是立法者所需重视的方面,最高检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第十五项任务表明,要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尽管如此,各地在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出台犯罪人职业资格限制制度的质量与标准仍参差不齐,同时还存在着入职查询工作不到位、从业限制执行力度不足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健全等众多问题,而从业限制同时存在一定的侵犯公民劳动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风险,如何达到保护法益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与未检工作

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相较原法在许多方面作出了细化、更新,相应地,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需要根据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根据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以及法律监督职能的规定,未检工作在监督职能、工作重心、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应作出相应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