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乾隆初年准噶尔三次入藏熬茶看清朝藩部体系的形成过程

乾隆初年,在清朝允许下,准噶尔得以三次入藏熬茶。通过分析清朝与准噶尔、西藏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发现和平时期准噶尔已经显露出一些衰败的迹象:经济上依赖于清朝;宗教上越来越依赖于藏传佛教格鲁派,而入藏熬茶大量金银的布施更加剧了其经济的衰败。西藏则因为其依赖型经济以及相关的利益考量,藏王和达赖喇嘛亦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清朝在强大的经济统治力下,完成了政治上的统合。在此过程中,清朝的藩部体系逐渐形成。

历史深处的流动实践与边疆话语的重构——读《嵌入式互动:清代蒙古入藏熬茶研究》有感

数十年前,曾有学者预言,中国学术的真正崛起,最需要的是经验论据与理论探索的结合。可惜,时至今日,要在中国的经验基础上,对世界学术的话语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仍然需要两大基本功夫:一是对中国经验的精确把握,尤其是历史经验的准确理解;二是理论思考探索的有的放矢,而不是漫谈空说。此种主张,虽然说来容易,但是行之甚难。

乾隆十二年准噶尔人藏熬茶始末

乾隆十年,准噶尔领袖噶尔丹策零病逝,其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呈请清政府再次允准其派使臣赴藏为噶尔丹策零熬茶超度,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故继乾隆八年准噶尔人成功入藏熬茶后,准噶尔人又于乾隆十二年再次入藏熬茶。本文是在笔者前期一系列关于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以军机处满文《夷使档》、《熬茶档》以及新出版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的相关记载为中心,对乾隆十二年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的过程、清准的贸易情况以及准噶尔入藏熬茶的布施情况进行详细研究,以期从入藏熬茶的角度来观察清政府、准噶尔以及西藏的三角关系。

乾隆七年准噶尔遣使进京史实考述

由于乾隆六年(1741年)准噶尔未能成功入藏熬茶,噶尔丹策零特派使者吹纳木喀等于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进京,以朝觐为名,实则请求乾隆帝允准赴藏熬茶。虽然在吹纳木喀等人的恳求下,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恩准了准噶尔的请求,但鉴于准噶尔使者前次无故折返的教训,在制定准噶尔进藏熬茶的人数、时间及路线方面格外谨慎,做足了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