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敲响:皇族内阁的社会反响与抗议风潮

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遭到各方反对。有的官员公开表达不满,本为阁员的官员的表态则暴露出清廷最高层的矛盾;各报刊给予持续的批评和讥讽;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中心的立宪派人士多次上书抗议,又联络各团体抗争,成为反对皇族内阁的核心,并引发持续的抗议风潮。立宪派人士反对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完全不信任清廷权贵,不相信他们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在国会请愿后出台的皇族内阁,使本已十分尖锐的清政府与立宪派及社会各方的矛盾更为激化,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之学术——读林振岳《内阁大库藏书研究》

《内阁大库藏书研究》运用版本目录学研究方法,梳理了内阁大库藏书从发现到整理的详细过程,追踪了民国时期对这批藏书的历次著录、配补、改装情况。又从古籍善本书影编纂等角度,论说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学术史、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之关联,拓宽了中国古代藏书史研究视野。

日本内阁文库藏俞大猷《正气堂集》明刻本初探

抗倭名将俞大献所著《正气堂集》,现存明代原刻本见于著录者仅有五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明别集丛刊》等大型丛书均以清代刻本、抄本为底本影印,明刻本较为稀见且其包含的文献信息没不彰。本文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气堂集》明刻本为中心,对俞著存世版本分刻本、抄本、影印本、整理本四类予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刻本的面貌、刊刻过程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近代日本第二届山县内阁与宪政党关系之考察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通过合作,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实现藩阀政党化,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岸田内阁的日本与北约军事安全合作评析

岸田内阁执政以来,日本加力推进与北约的军事安全合作,表现为“就‘印太’安全合作深化政策共识”“与主要成员国加强双边协调夯实双方合作基础”,并通过防卫交流、联合演训等方式加强双方安全互动。配合美国地区安全战略及以“准同盟”方式谋求战略自主,是岸田致力与北约安全关系强化的重要战略动因,但总体战略指向仍是力图以强军经武方式服务“大国化”转型进程。岸田内阁的相关政策举措依然受到来自同盟体制、外部制衡及国内政治的持久性制约,从而使双方深化军事安全合作的前景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岸田内阁防卫政策调整的决策过程及其特点——以反击能力的推进为例

岸田内阁对防卫三文书的修订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而拥有反击能力则是此次调整的核心。由于岸田文雄自身的政治基盘比较脆弱,内阁本身较为弱势,岸田不得不依靠自民党和美国的力量协助决策。在他的推动下,自民党在拥有反击能力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岸田内阁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体现了明显的“政高党高”特征。自民党主导了围绕反击能力具体内容的讨论,并和防卫省合作,明确了反击能力所需的装备技术。然而,逐渐掌握话语权的自民党保守势力却在反击能力所需的预算及其财源问题上与岸田发生矛盾冲突,反而威胁到了首相的决策权。另一方面,美国因素同样在本次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助推和加速作用,未来也可能持续影响日本反击能力的落实进程。

岸田内阁官邸主导决策特征及其实施困境——以“经济安保法”的出台过程为例

为有效应对此前政权遗留的官邸决策弊端并谋求执政长期稳固,岸田内阁在政府决策上一方面延续官邸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在官邸决策过程中寻求兼顾与外部决策主体的意见协调。作为内阁“看板政策”推进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安保法”的制定出台过程中,官邸主导的“延续性”及“协调性”特征均得到了明显体现。但在官邸主导的实地推进中,岸田内阁仍受到来自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缺位”的严重制约,进而导致官邸主导实际政策效果整体不佳。加之制度及国内政治因素层面的相互影响,首相亦难以破解其在政治领导上的不力困局。伴随执政基础的长时期弱化,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的整体前景也难言明朗。

原敬内阁官制改革评析

日本学界把二战前的日本政党与官僚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对抗关系,但是在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却出现了代表藩阀官僚的桂太郎和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12年的“桂园体制”。“桂园体制”正是反映了政党与官僚之间不仅有对抗,也有协调合作的多重政治结构。文章运用《原敬日记》,通过分析政友会总裁原敬的官制改革构想及其具体实施过程来说明,正是原敬吸纳大批有行政经验的官僚加入政友会,并采取扩大敕任官的自由任用范围等官制改革措施,将政友会势力扩大到反政党的藩阀官僚内部,才出现了官僚加入政党参选众议员的“官僚政党化”加速现象。原敬通过延续“桂园时代”以来的“官僚政党化”策略,吸纳大批有行政经验的高等官加入政友会,为过渡到政党政治储备了行政人才。原敬通过延续“桂园时代”以来的“官僚政党化”策略,吸纳大批有行政经验的高等官加入政友会,为过渡到政党政治储备了行政人才。

官邸主导下的安倍内阁决策过程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官邸主导”的政官合作关系,延续自民党的施政方针,试图冲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的限制与桎梏,谋求释放日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其中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安倍政权的两个主轴,具体举措为:其一,改革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以巩固日美同盟的方式,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二,推行“安倍经济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为发展保障,同时以外交为辅助手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安倍内阁不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权,使政策决定过程中党内议员和官僚集团的阻力大大减少,政策和措施得以顺利落实。

沈秉堃进京竞逐内阁与民初政争风潮

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宪派等各方力量妥协接纳的可能性,从而转化为竞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资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选举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继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人选等政治争斗的急风险浪。其先是沦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密议的牺牲品,再则因由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而败北,并潜在关联黄兴提议全体国务员入党问题。继而袁世凯“欲擒故纵”,嗾使京师军警界等各方坚请由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导致沈秉堃接连挫败。袁世凯纵横捭阖于各党各派领袖之间,成为最大政治赢家。沈秉堃进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争错综交织的派系图谱。

日内阁通过首份聚变能发展国家战略

【《日本时报》网站2023年4月14日报道】日本内阁2023年4月14日通过首份旨在推动聚变能发展的国家战略,强调有必要在国内建立一个新产业,积极参加全球聚变能研发竞赛,呼吁私营企业更广泛参加聚变能研发,并认为聚变能有望成为能够同时解决能源问题和全球环境问题的下一代能源。根据该战略,日本未来将从三方面推进聚变能发展:一是到2024年3月组建聚变产业理事会,负责推进聚变能产业发展,并为确保聚变技术安全发展编制指导文件。

一体两翼内外相维:明代中枢政治结构之再认识

作为帝制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枢政治结构的变革呈现出“因袭与演变”的重要特点。明代中枢政治结构的发展,经历了“皇帝—丞相”的“一对一模式”和“皇帝—六部”的“一对多模式”,最终形成了“皇帝—内阁、司礼监”的“一对二模式”,这是明朝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中枢决策系统。从纵向结构来看,明代中枢政治结构形成了一种立体的金字塔型结构,皇帝无疑处在权力的最顶峰;就横向分层而言,分居皇权之下的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约,形成“一体两翼,内外相维”的权力结构。

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明代阁臣群体是皇帝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个高级辅政官僚群体,他们的入阁与在阁、他们的籍贯分布与履历、他们的入阁年龄与任职时间以及他们的关系网络等都呈现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也对明代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内阁、党派性与中美贸易发展走势

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党派性色彩,两党对待贸易议题的态度针锋相对,这使得美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严重受阻。刚刚宣誓就职的民主党总统立足未稳,党派纷争愈演愈烈,金融危机又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中美双方只有通过友好的对话来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诚恳地审视自身经济政策的缺陷,双边贸易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

为了"巩固君权",在预备立宪期间,皇室成员大量涌上政坛。但把持朝政的皇室成员,内部分裂也很严重,争权夺利,纷扰不堪。辛亥年皇族成员间围绕着内阁问题展开的争夺,可以说是这种分裂的集中反映。皇族内部的争夺,不但影响了辛亥年的内阁制度文本,也影响了辛亥年内阁制度的运作。辛亥阁制与丙午阁制相比,少了对军国大事负责的规定。这一情况,是由于贝勒毓朗得知在新内阁中没有自己的位置之后起而与载涛等联合争权的结果。在皇族内阁内部,庆亲王奕劻与度支大臣载泽之间矛盾颇深。载泽不但与奕劻竞争过总理席,而且在内阁成立后在财政方面扯奕劻的后腿。在奕内阁即将倒台之际,奕劻曾阻挠载泽成为下一任总理大臣。另外,奕劻与农工商大臣溥伦之间也有矛盾。皇室成员围绕着皇族内阁所展开的诸多明争暗斗表明,成立皇族内阁,皇室内部不但没有走向团结,反而走向了进一步的分裂。清王朝的崩溃,除革命形势的发展、士绅离心、督抚离心等之外,皇族内部的纷扰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外交上选择诉诸国联。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不愿认真履行《国联盟约》义务。英国以利益为取向,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选择性的应对策略:与己利益相关则积极干预,否则就消极推诿,甚至有时表现出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不过,英国的这种反应并非纯粹的袒护日本或纯粹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支持中国,而是以其根本利益为着力点,不断转换。通过对英国内阁文件的解读,来观察英国政府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初对日本侵华的应对举措及其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致。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