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是对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被动解释的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实践发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特别是创设了主动释法的程序。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时,行政长官有权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主动释法,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以不主动释法为宜。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基本法的解释程序及其本身的解释。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澳特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关系着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实施和"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故最高权力机关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为保证国家主权统一、促进特区民主发展、维护特区繁荣稳定并兼顾港澳过渡期后的法律制度衔接,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四次释法实践,本文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决定"的形式规范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动解释,并明确解释的范围和必要的法定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国家治理功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的规定,五次对该法做出权威性解释,不仅捍守了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石,最关键还在于厘清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权与香港法院司法解释权之间的正确关系,从而有效消解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的紧张。此种人大释法就是具体澄明"中央管理的事务"的生动实践,其更深层的价值还在于,人大释法完成从了法学方法论跃升国家治理方式的范式重构,生成了法律解释的中国范式;释放了法律解释的国家治理功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治理效果的统一,型构了良法善治的新机制。

论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协调——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释法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能否在法治框架下得以顺畅实施,与《基本法》的解释机制密不可分。《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其解释权,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解释权。"一国两制"下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继续采用普通法,其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法制在历史沿革及适用上的区别较明显,因此,两种解释机制在衔接协调上需要磨合。有见及此,本文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释法的总体回顾,对人大释法进行解释学及程序上的比较归纳,在法律解释规则和法律解释程序两方面,检视《基本法》解释机制的优势及挑战,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特区法院两种解释机制的衔接协调。

全国人大解释中国香港基本法的必要性研究——基于落实全面管治权的视角

管治权是一个国家基于主权而对其所属领土施行管辖和进行治理的权力。主权要求国家对其国内所有地方(也同样包括特别行政区)和所有事务都有一种绝对、最高和排他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行使解释权,本质上就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种形式。全国人大主动释法有利于在司法领域行使中央的防御性权力,避免由于两地对于“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宪制危机,从而为境外势力破坏特别行政区运行大开方便之门。全国人大主动“释法”的必要性:(一)主权者宪制责任使然;(二)两地法系存在差异;(三)相较“修法”更加便捷。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11月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通过了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关于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草案)》的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2005年4 月18日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征询意见函,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于 4月19日召开会议。会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立法解释——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解释权为视角

刑法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规定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表现形式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之外，对刑法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对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理论界一直充满着怀疑和指责，主张废除立法解释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即使是赞同保留立法解释的学者，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比如从解释方式上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再思考

一、引言 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其作出的法律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权配置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虚置或实际旁落其法律解释职权，明示作出法律解释的情形十分罕见，大量的法律解释由并非居于主要地位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出。

论香港高等法院对“菲佣居港权”案的判决——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效力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菲佣居港权案"中,以所谓的普通法的解释方法,判决香港《入境条例》有关条款抵触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香港法院的判决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若干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刻意偏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有关的"释法"中明示的基本法的解释方法,香港法院片面地强调依所谓字面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也偏离了普通法惯用的对宪法性法律采用的目的解释方法;二是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中有关"通常居住"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非中国籍人无法凭藉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判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三是应当正确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只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才能建立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释法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

略论香港终审法院的判词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

本文主要论述香港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的主要问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一些条文的正确解释 ,以维护“一国两制”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互动中的释法模式——以香港特区“庄丰源案规则”为对象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创立的"庄丰源案规则"——"1999年人大释法"仅构成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有效解释——引起诸多批评,并被认为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对"庄丰源案规则"的效力及其象征意义有所误读,也不必要地强化了祖国大陆的法律传统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对立。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5年4月2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4月25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这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村民委员会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解释

2000年4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属于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进一步规定了上述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分别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论处。这一立法解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解决了困扰检、法两家多年的争议,是指导今后办理有关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机制重构与程序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时空流转不能阻碍思想的互通。无独有偶，成名于20世纪的著名法学家、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在其名著《社会学和法学的范围》一书中同样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面对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作为法律的最高形态，同普通法律一样也面临着如何适用、如何更好地适用的问题。

再论律师法与刑诉法的冲突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决

重述发生于十年前的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具有方法论意义。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提案答复存在合法性质疑。传统的"上位法-下位法"、"特别法-一般法"、"新法-旧法"等冲突解决框架无法解决所有冲突。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同一机关,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不能作为划分法律效力位阶的标准。法律冲突的本质是法律适用的冲突,归根到底要在个案中进行价值权衡。在形式层面,通过对立法法第94条进行体系解释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了对包括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在内的法律冲突的裁决权,并依照宪法第62条第11项规定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实质层面,通过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排除律师法的规定,从而适用刑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解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规定的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这从广义上构成了它的法律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