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1938年1月11日至1939年1月29日《国民公报》的15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1938年6月24日、25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937-1938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1938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

“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兼谈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概念的择用、适用和语境问题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呈现出有关概念择用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表现了学者对中国抗战认识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复杂性,甚至体现着党派之间对抗战认识主导权的争夺。"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将"全面抗战"塑造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抗战的路线与方针的宏观表述,使其与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即"片面抗战",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多受此影响,在书写抗战史时往往将"全面抗战"作为表述中共正确的抗战路线的专门概念,在指代1937至1945年间的中国抗战时,则用"全国抗战"这一概念,并使其与"局部抗战"的概念构建起对应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抗战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抗战史书写中概念择用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研究者多以"全面抗战"指代1937至1945年间的中国抗战,也会灵活择用"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等概念。这既反映了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思想解放,也反映了抗战史研究由中国现代革命史视角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角度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概念的适用性随着人类社会活动变迁而变化的事实。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理论探索

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多重叠加、互相交织、高度关联导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控等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战略全局,统揽各方,整体谋划,有序着力,把与两大矛盾有关的各种因素放到对立统一、相融相通、动态转化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形成了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主要有外敌当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但并不取消阶级矛盾,而是把阶级矛盾放到适当的位置,处理阶级矛盾时不能妨碍民族抗战的需要,处理民族矛盾时要照顾到中华民族底下各阶级间的利益关系,目的是集中全民族所有抗日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这些理论认识指导了复杂的抗战实践,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最终到来,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全国抗战时期傅作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兼论中国共产党部队政治工作对傅作义部的影响

遵从国民党中央政令、整肃军容军纪和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全国抗战时期傅作义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背景。傅作义部在各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颁行了细致周密的工作守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政治工作表现出可实施性、自主性和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至深等特点。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傅作义部的政治工作因其落后的本质属性,并受到国民党中央的破坏和干扰,最终走向消沉。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尔后,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继而又向上海发动武装侵略。由此,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以民族利益为重,适时地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积极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果断地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行异地采访报道活动的有益尝试——从“寻访全国抗战纪念馆”系列报道说起

组织异地采访报道活动，让记者走出去，充分利用异地新闻资源，为地方媒体增色，《哈尔滨日报》在这方面已有过多次成功的尝试。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田赋征实问题研究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是国民政府第四个实施“田赋征实”的省。陕西国统区田赋征实基本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部署安排实施,其机构设置、宣传动员等均按部就班进行。陕西田赋征实年度为1941至1944年度,征购为1941至1942年度,征借为1943至1944年度。该省田赋征粮成绩除1941年度尚好,其余3个年度均不理想。其田赋征棉年度为1943至1944年度,这项成绩位列第一。总体看,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田赋征实虽未达到中央预设之目标,然其圆满完成了军粮供应任务,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该省国统区农民田赋负担远远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诸多弊端的出现,致使本该取得良好绩效的田赋征实制度大打折扣,亦为战后国民政府的失败埋下伏笔。

全国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药材短缺及其应对

全国抗战时期,由于敌人封锁、经济拮据以及伤病多发等因素叠加,新四军存在着药材短缺的严重问题。为此,新四军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因应药材不足的困窘,一方面通过积极争取外援、进行大量采购、重视战斗缴获、加强生产自制等方式以增加药材的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管理制度、改进医疗观念、开展节约运动、创新保管方式等减少药材的浪费和损耗。通过这些举措,新四军基本上实现了药材供需的平衡,不仅保障了部队自身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也有力支援了地方的医疗卫生建设,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壮大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概念辨析

概念是历史学科知识网的结点,同时又是思维的起点,通过点与点的联系能够建立起知识网络。在讲授“抗日战争”时,要讲明白“全面抗战”"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三个概念,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它们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分明差别,但在使用中却常被混淆,本文将从三个概念的形成过程、差别,联系做简要辨析,同时分析发生混淆现象的原因。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募寒衣运动研究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了给前线战士和难民筹措过冬寒衣,国民政府于1938年至1942年间主导了征募寒衣运动,募集了大量的衣物和代金,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其征募的组织、方式和对象等看,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摊派。并且,由于国民政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落后,使征募寒衣运动从征募到解送、装运、分配等各环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腐败贪墨,出现了挪用寒衣、隐瞒摊派额度而借机加征、任意支配报销等情况,甚至还有不法之徒借机招摇撞骗。因此部分民众对征募寒衣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直接控告贪污腐败之外,还出现了其他柔性反抗和抵触行为。

全国抗战时期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驰骋于东北大地,削弱、钳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东北爱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纷纷行动起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扰乱了敌人的后方基地;东北籍爱国同胞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活动,一直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军广大官兵在全国战场上英勇作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

全国抗战时期八路军药品供给问题研究

全国抗战时期,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在大量消灭日伪军的同时,自身也有数万人的伤亡,因此持续稳定地获取医用药品至关重要。不过,由于日军与国民党的军事封锁、根据地羸弱的经济基础,以及八路军生产能力的制约,致使药品供应出现困境。基于此,八路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通过设厂自制、多路径购买、接受社会捐赠和从日伪军缴获等多种渠道,不仅基本满足了军队伤员的用药需求,还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原则的确立,进而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方针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对八路军药品供应的讨论,既要看到物资、技术本身,还要关注其背后承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复杂逻辑。

全国抗战时期大后方军需生产中的民众组织及其动员问题——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承制军毯为中心的考察

全国抗战时期,组织及动员民众参加生产是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主要内容之一。随着抗日战事的转进,由国际友人倡议建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业务网点分布于大后方各主要城镇,组织民众从事军需民用品的生产。鉴于推进业务发展和服务抗战的需要,中国工合承接了军政部军需署数批军毯订货生产任务,这些军毯主要集中在中国工合西北区及西南区进行生产。为此,中国工合西北和西南两区办事处通过成立军毯生产专门管理机构、组建合作社、发动民众纺毛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军毯生产任务。中国工合承制军毯不但缓解了抗战军需物资供给紧张的状况,而且对改善战时民众生活及巩固西部大后方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人民战争

抗日战争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地动员和团结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奠定根基。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人民战争和持久战、坚持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从总体上说,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能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国各阶级和阶层、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各民族以及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积极支持、参加和支援抗战。中华民族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终将日本法西斯埋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全面抗战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作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全国抗战,牵制日军入关,纷纷出击,痛歼侵略者,推动了东北抗日战争新高潮的到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精英对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新审视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随着边疆观念本土化的形成以及西南区域纳入"边疆"范围,知识精英对以往"改土归流"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就西南土司制度属于"文化问题"抑或"政治问题"、应归属于"内政"抑或"边政"范围、土司文化与内地文化"平行发展"抑或"同化"、采取"激进"抑或"渐进"方式实现土司制度现代转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较为系统地对此进行历史考察,以便对土司制度现代转型中的多元性、复杂性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展的判断是全面而准确的，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抗战宣言。

关于七七事变与七七抗战研究的几个问题

随着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对一些似乎认为仅是概念的问题，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涉及内容和观点，在内涵和外延上以严格区别开来。如七七事变与七七抗战、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1937年还是1939年等。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