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与复原:抗战胜利后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与内地高等教育建设

抗日战争导致的大学内迁破坏了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秩序,改变了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分布的既有格局。抗战胜利后的教育复员,一方面致力于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另一方面进行了高等教育格局的重塑,由此引发了"复员"与"复原"的争议。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召开,从教育机关的去留、师资队伍的待遇、教学设备的利用等方面进行讨论,体现了返回故地与扎根内地之间的张力、大学传统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矛盾。经过一番博弈,旧有格局未能彻底改观,新的萌芽初步得到扶持,进而凸显了以行政力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社会形态。

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困境——1945年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考察

为了商讨抗战胜利后教育发展规划,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在重庆举办由官方与民间代表共同参加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就一定意义而言,这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一次尝试。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会议全程在政府操控下完成。民间代表的议决权很小,致使这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尝试陷入了困境。事实上,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必然受到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制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与抗战胜利初期高校的复员

全面抗战胜利后,战时被迫内迁高校的复员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其成为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议决了多项相关提案,对会后初期高校的复员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不过,随着高校复员工作的展开,一些计划欠妥、经费匮乏、运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凸显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府操控制定推行的高校复员方案的针对性与操作性不强,政府、学校与社会人士的不少主张各异,教育部、交通部与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预估不足以及组织协调不力。特别是全面内战的爆发,严重阻碍了高校复员工作,致使会议成果的影响式微。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改革方案需综合各种因素审慎地制定与推行;教育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政局的影响尤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