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全控机构与自我分析——兼论精神病人的调适与抗争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他以全控机构(精神病院为原型)作为制度设置探讨了自我的机构化遭遇。自我既是情境的产物,亦是神圣的对象,戈夫曼关于自我之神圣性的阐述构成了全控机构中自我之情境分析的理论基础。个体进入全控机构之后,其自我遭受一系列羞辱历程,它被剥夺一切支持物,并通过清洗和改造过程将个体塑造成符合机构设置需要的客体。全控机构中的道德生涯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观念,使之无法保持完整的自我,面对压制性的环境,个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进行抗争,以谋求自我的生存空间。概而言之,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旨在揭示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并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

“全控机构”视角下的“择差学校”

由于政府主导的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治措施的不完美,近来形形色色的市场化的矫治机构不断兴起。这些机构的兴起以及其带来的作用与问题引发了各界一系列的大讨论。本文是以戈夫曼的"全控机构"理论视角,以批判的眼光把此类机构纳入全控机构加以考查,以提供另一个角度来反思对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的矫治。

戈夫曼的全控机构模型:内涵、批评及回应

全控机构以空间封闭与隔离、时间平面化、管理体系的高度科层制化以及机构人员与被收容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显著特征。欧文·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围绕住院病人的机构体验对全控机构展开组织分析,他对精神病学的治疗实践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关于全控机构模型的批评包括概念含糊和区分标准单维、忽略异质性、过于强调压制性以及无视制度变迁等。事实上,全控机构是一种理想类型,戈夫曼以此确立了西方社会机构设置的某些普遍性特征。全控机构也是一种批判性空间,戈夫曼借之批评精神病院以管控和规训而非对外宣称的治愈或矫正功能作为首要目标。同时,被收容者也会生产和建构抗争性空间,使自身与机构施加的贬抑性身份保持距离。全控机构这一概念是戈夫曼剖析和批判社会的利器。

福柯与戈夫曼: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

米歇尔·福柯与欧文·戈夫曼几乎生活于同一年代,他们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探讨自我、权力和身体,剖析与解构西方的精神病学,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截然二分。福柯与戈夫曼分别论述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全控机构,这两者都是理想类型。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主要通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戈夫曼则通过情境互动论探讨互动秩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福柯善于宏观历史分析,但未给个体留下多少空间,而戈夫曼聚焦于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弥补了结构-历史性视角的缺憾。

概念民族志:基于欧文·戈夫曼的探讨

有关欧文·戈夫曼的研究通常忽略方法论问题。秉承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衣钵,戈夫曼的社会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但经验描述并非主旨,其最终目标是寻求一般性的解释框架。戈夫曼对民族志的贡献在于有关“概念民族志”的思想与实践,它是以田野调查和实践感为基础、以理想类型为升华工具、以提炼概念和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为宗旨的民族志研究范式。概念民族志类似于中层理论,其特点是以概念体系为核心。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探讨了作为概念的“全控机构”,这一努力可被视为概念民族志研究之典范。概念民族志可以回应会话分析学派认为戈夫曼的社会研究缺乏经验性的批评,它为当下的民族志实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隔离何以成为治疗?——L医院酒精依赖住院患者的就医行为研究

在医学人类学背景下,关注酒精依赖住院患者的非医学治疗。基于对8位在精神病院内住院的酒精依赖患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在酒精依赖患者眼里,医学手段似乎并不能治疗自己的“疾病”,真正的治疗反而是住院隔离本身。通过对住院隔离治疗三个层次:与酒隔离、与环境隔离、与家属隔离的划分,展现了酒精依赖患者的疾病观: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酒精依赖。而患者在被确诊后的住院就医行为,则体现了患者如何平衡个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