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投检视:关于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乃至西方民主国家掀起了全民公投浪潮。面对棘手的政治与非政治议题,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诉诸直接民主,将裁决权交予公民。此前未就公投颁布过法律的国家,相继启动立法程序以规范公投的使用,而早已将公投纳入宪法的国家,也通过频繁的政治实践来提升公投的决策地位。这种情形下,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西方社会民众与学者的质疑。认为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将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核心决策模式的声音层出不穷。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不假,而且其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严重阻滞西方社会治理效率。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合法性危机仍不足以对森严的西方政治体系形成结构性影响。全民公投使用频率的上升只能代表决策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并不能指向代议制民主的可取缔性。多数情况下,全民公投仅是西方当权者用来安抚公民政治参与情绪的制度工具。面对围绕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精英制度形成的政治壁垒,直接民主决策模式依旧难以逾越。

民主理论视角下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全民公投利用比较

20世纪下半叶,以“宽容性共识”为代表的西方精英阶层决策模式逐渐崩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在政治决策舞台之上的角色属性愈发明显,引发西方社会对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忧虑。从理论概念角度看,公投拥有规范性优势,但在技术制度层面,其结构性缺陷不容忽视。无论优劣,越来越多的公投大量攫取政治资源、频繁挤占决策空间的现实,令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制度运作的复杂化程度加深。在“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对峙的背景下,以中央统治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以及以公共意志为核心的民粹主义,都在寻求利用全民公投达成各自的政治目的。总而言之,精英阶层关注公投的可操控属性,躲避宪法约束、达成政治欺骗;民粹政党则关注公投的反建制属性,完成去边缘化目标、提升政治地位。

从经济利益视角分析爱尔兰全民公投对里斯本条约的取舍

2008年6月和2009年10月,爱尔兰针对里斯本条约举行两次全民公投,第一次以53.4%的反对票否决了该条约,第二次则以67.2%的支持率顺利通过。同一个国家,同一批选民,取舍结果截然不同,本文尝试从经济利益视角分析爱尔兰民众前后不同态度的原因。

冲突与调和——代议制民主下全民公投制度之审视

越来越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全民公投制度,将宪法修改、国际条约批准和加入国际组织等重大事项提交人民进行表决。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和戴雪的复决权理论构成了全民公投的宪法理论支撑。但是,全民公投并不完美,在理论上主要面临着缺少过程审议、多数人暴政的危险、结果未必正确的质疑。全民公投作为人民主权原则的衍生制度,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旨在限制代议制民主恣意,两者相互调和。全民公投的宪法监督可以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展开,以确保其合乎宪法要求。

从直接民主形式全民公投分析英国非理性脱欧决策

全民公投是直接民主形式,由选民直接投票对相关议题表达同意或反对的态度,根据选票结果进行多数决的制度,是民主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英国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同意脱欧以近百分之二的微弱优势胜出,引发了巨大争议及二次公投请愿。本文对脱欧决策的非理性判断进行了阐释,即公投以后英国经济表现日趋衰弱,英国对欧盟贸易依赖度持续加深,但是由于新的关税税率,贸易成本会大幅提升,受脱欧进程一再延期和英国经济表现不佳的影响,英国脱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担忧大幅增加。由此本文找寻了决策的制度根源,并认为脱欧公投陷入了程序民主的陷阱,不是保障民主权利、听取人民意见的实质民主。

全民公投的局限性:以加泰罗尼亚公投为例

票决制度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运行方式.全民公投是直接民主的一种票决方式,成了代议制民主的有效补充,近年越来越成了解决民族矛盾,寻求民主政治的常用手段.2017年爆发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则是埋下了西班牙动乱的种子,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全民公投作为一种票决方式其难以消弭的局限性.据此,通过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阐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背景,从多角度分析全民公投作为一种票决方式的局限性,以避免其泛化滥用带来的危害.

瑞士全民公投通过气候法案

2023年6月18日,瑞士民众以59.1%的赞同票通过新的气候法案——《关于气候保护目标、创新和加强能源安全的联邦法案》(以下简称“气候法案”)。这一法案是瑞士政府与议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针对冰川迅速消融、化石能源紧张等问题,所提出的力求减少碳排放与能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的“气候友好型”解决方案,也为瑞士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法律框架。

悬浮议会、全民公投和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英国脱欧背后的政治逻辑

英国脱欧已终结两位首相的政治生命,议会不但没有达成共识的预兆,反而因为首相人选、欧盟议会选举英国国内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政党本身聚合社会分歧的功能下降,导致无法凝聚选民共识而产生悬浮议会,“行政权—立法权”之间由绝对多数政党占据议会并组阁而形成的协同机制遭到破坏,一党少数派内阁及其党内分裂,加之司法介入,最终导致“议行”关系被彻底重塑。执政党为获得更好的授权基础,或借助人民主权的表达工具—全民公投,或开启提前大选,但两次失败的尝试又进一步削弱了执政党的行政能力,人民主权的合法性与公共权力的正当性之间的矛盾纠结,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否决对抗,最终导致政党政治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这是英国脱欧困境背后的政治逻辑。

全民公投与瑞士—欧盟“框架协议”

2016年以来瑞士与欧盟“框架协议”谈判几经起伏、一直悬而未决,瑞士的“全民公投”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因素,引发欧洲内外的关注。在与欧盟的不断融合中,瑞士在社会发展特别是捍卫国家自主权力与独特的政治传统及价值体系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将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及民主政治的“三难选择”、全球化与直接民主权利的行使等视角出发,分析“全民公投”在事关瑞士与欧盟未来关系的“框架协议”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探讨“直接民主”挑战稳定共识为标志的“精英”决策模式的原因、“直接民主”在瑞士与欧盟关系的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瑞士“全民公投”可能给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及公民的启示:在未来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以及究竟应该由谁来做出最后的选择和决定。

知识与决策权视角下的全民公投:政策知识生产缺陷与决策错误

涉及公共政策的全民公投是一种由选民通过投票行使政策制定权的决策制度。从知识与决策权配置理论看,复杂公共政策需要相应的体系化专门知识,这类知识具有生产与转换成本高等特点;复杂政策如果采取全民公投方式,依照其程序、规范等,将难以产出体系化专门知识,因此,投票人通常只具备小部分知识。依循演绎逻辑,可知:复杂政策的全民公投将大概率地发生决策错误;而且,复杂政策议题情况下,投票人越多,两个被选择项的支持率越趋于50%。还可以推论,复杂政策公投的结果与公投后实际政策及其后果,很可能不一致。本文提出,单从知识与决策权配置原则来看,全民公投无推广之必要,尤其是在广土众民的国家;在已建立了全民公投制度的国家,复杂政策的全民公投方式也并不可取,其民意表达功能等可以由替代机制实现。

风险社会视阈中的“全民公投”: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展望

近年以来,以"全民公投"的频繁运用为标志,欧洲民主政治实践开始面临认同危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作为对恐怖主义刺激反应的民粹主义心理和行为的滋生。同时,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和国际事务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以多种"颜色革命"为代表的民主输出战略受到挫折。同时,由于互联网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赖以维持其社会稳定的行政、司法制度设计也都因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爆发遭到强烈质疑。解析处于高风险阶段的西方国家应对这些事务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同样提前被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我国的政治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全民公投

“再也没有记忆之苦!你的头脑就是一座国．家图书馆!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享受悠长的假期、陪孩子们一块玩耍……这一切，你只需要一块‘芯片’!来吧，为这美好的未来投赞成票!”

爱尔兰全民公投:全球最难离婚国家破冰

即使婚姻破裂也不能立即离婚,在过去的20多年间,爱尔兰很多夫妇都因离婚伤透了脑筋。有人就离婚案进行了40次诉讼,花费数万欧元的法律费用。为此,爱尔兰于当地时间2019年5月24日就放宽离婚限制举行了公投。据英国《卫报》报道,结果显示,82.1%的选民同意放宽爱尔兰离婚限制。从禁止离婚到规定离婚前分居等待期爱尔兰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大致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天主教的影响,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

公民投票类型研究的局限及解决思路

公民投票是当今世界上广泛应用的一种制度。以往中西方学术界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划分,其中在国外最典型的是李帕特分类法和伦尼分类法。这些划分方法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为此,根据公民投票所依照的法律规范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将公民投票划分为自决性公民投票和民主性公民投票两种类型,并就两者的区分及其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发展趋势与变革启示——从瑞士“取消收听收视费”公投说起

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主要以执照费或视听费作为主要资金来源。2018年3月4日,瑞士全民公投否决"取消收听收视费"动议,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重新审视和探讨。本研究以瑞士"取消收听收视费"公投作为切入点,进而考察瑞士及欧洲主要国家(英、德、法、意)的公共广播电视发展历史与现状,以深入探析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趋势与变革启示。

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

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基于军方掌权和整饬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实,该宪法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呈现被监护的"有限民主"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围绕宪法修订而展开的权力博弈成为国家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积极推行宪法修订,通过全民公投将2007、2010、2017年宪法修正案付诸实施,突破了1982年宪法的宪政框架,强化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独大优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实现了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全民公投作为土耳其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加强了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力量分化,增加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危机,强化了埃尔多安的集权趋向,形成了民主与威权的悖论,对土耳其政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英国脱欧公投看西方民主困境

通过对英国全民公投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当今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陷入困境的主要思想根源在于混淆了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区别,把形式民主当作实质民主,用工具民主取代实质民主。同时,论证民主的精神实质(即实质民主)与民主的制度程序(即程序民主)的区别与关联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联,可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直接民主与代议制的博弈

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做出了脱离欧盟的决定,根据英国法律,议会有权力决定任何公投的结果是否有效,对于此次公投结果议会并未出面干预。很显然在是否"脱欧"这个问题上全民公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民主替代了间接民主,代议制仍然是民族国家最主要的民主形式,这是由代议制理性、高效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允许全民公决发挥作用并不意味着代议制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现代民主制度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二者能够更好的协同发挥作用,使得决策既符合民意,又理性可循。

公投,又见公投

全民公投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其时，民主指的就是直接民主，雅典每个月都举行至少一次全民公投，所有重要事情都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因此，“公投”通常总是一个牵涉到国家机器的概念，即便到了今天，若非涉及到决定政权更迭，民族存亡等重大事变，“公投”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至少，这个词要是出现在技术领域肯定能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