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社会保障的第三种模式?

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就业模式形成巨大冲击,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古老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本文从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切入,把全民基本收入置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历史情景中,通过比较基本收入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主流社会保障模式的关系,探讨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成为继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之后的第三种社会保障模式。

马克思自然力理论框架下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理论基础研究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可以成为研究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理论基础的分析框架。根据该理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全面应用推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生产主要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源于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的自然力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贡献者,全体民众成为自然力产生的主要贡献者,多数劳动人口不用再参加生产劳动,从而产生了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探讨与案例分析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已然成为备受热议的社会政策提议。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带来的结果。尤其是,新冠疫情改变了许多行业甚至全球经济的现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为构建后疫情时代的蓝图,围绕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新征程,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日益激烈。尽管目前很多实践并不是纯粹的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但是也体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意涵。

对西方国家以全民基本收入实现共产主义的批判性审思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无条件定期发放给全体公民的现金收入,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小范围试验,并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因其理念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主义相契合,部分西方学者将其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有效路径。然而,虽然全民基本收入在抑制剥削、减少异化、促进平等和自由等方面具有潜在积极作用,但其本质仍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最新改良手段,始终受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价值的规限,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此,以全民基本收入实现共产主义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想法。

未雨绸缪:人工智能时代反哺性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探究

“如何让人活”是政治共同体需要思考且需要通过制度、行动来积极、有效解决的问题。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性失业风险时,选择技术进步路径、调控技术进步速度,只能暂时缓解失业风险,而通过嵌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以此来反哺,才能保障这个时代中“无分之人”的基本生活,增加政治信心。这将成为解决这一时代特殊的贫穷问题的重要政策议题。基于生命政治理论来考察,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共同体中,“无分之人”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个体生命与政治共同体形成了不同强度的联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纵使大数据、传感器、人脸识别等监控技术提升了政治共同体的监控能力,但个体生命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反而变得脆弱,对数字生命进行政治技术监控,无益于维系、稳固政治生命的共和理念,更无益于增加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性。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所形成的普遍性福利体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平等,呈现出了高技术、高效益社会的反哺性,既有形式价值又有实质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功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上解决“无分之人”的基本生活难题;二是从政治上消除共同体的政治脆弱性,提升了公共性;三是在伦理上践行、实现共生共在的伦理。

丰裕社会的减贫实验:西方全民基本收入运动及其困境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兼顾减贫济困与普惠式再分配的激进构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地方层面陆续进行各种相关的政策实验,全民基本收入遂被视为一项应对当下西方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挑战的潜在对策。这些挑战包括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全球化导致的严重不平等与贫困问题、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对主流政治的挑战。然而,在自由观念、权利意识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追求结果平等和分配正义的全民基本收入难以见容于既有制度体系和主流价值观,而它本身也面临着成本和伦理的双重障碍。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政府实施的种种现金补助式财政干预政策具有某种程度的全民基本收入的特色,但是,作为一项替代性的普惠式再分配政策,全民基本收入在后疫情时代的常规治理中仍将是一种构想和有限的实验。

大规模社会危机冲击下的现金补助计划——基于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分析

大规模社会危机冲击传统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的保障能力,引发创新收入保护体系的实践。本文基于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对11个国家和地区的现金补助计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香港和澳门全面普惠的现金补贴模式最接近典型全民基本收入;其他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现金补贴带有条件性,属于部分普惠的模式;中国内地的电子消费券计划虽然具有全面普惠的因素,但消费补贴的形式与典型全民基本收入存在差距。中国内地的电子消费券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现金补助计划都带有“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意蕴,但在社会政策的维度上存在差别。因此,可以基于政策发展的路径依赖和现有的福利治理体系对其进行解读。未来中国需要在社会政策再分配、社会政策瞄准机制以及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继续探索收入保护制度,改善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走向福利社会奠定基础。

“双循环”格局下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基于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分析

“双循环”格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自力更生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组织要具备较强的灵活应变能力和弹性经营能力。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零工经济用工方式,是企业组织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提高应对外部风险能力的主要办法。而要维持零工经济的用工方式,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必须到位。然而,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却难以覆盖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实现,无法为“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劳动力资源。基于此,本文借助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理念,梳理了零工经济从业者在参与社会保障当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难题,并针对这些难题提出了相应解决路径。

“全民基本收入”是乌托邦吗--评斯坦丁《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指出,每位公民都应当无条件获得政府定期发放的货币补贴,以保障基本的生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轩然大波:它究竟与失业保险金、福利补贴、铁饭碗等更耳熟能详的概念有何异同?在本文中,作者以斯坦丁著作为基础,批判分析了UBI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旨在与读者探讨基本收入在当今政治现实中的意义。

全民基本收入意义何在--基于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

全民基本收入指政府担保的发放给全体公民的无条件定期现金支付。作为一种收入支持机制,全民基本收入旨在解决社会保障不平衡的问题,也被视作应对科技、产业、社会变化的战略工具。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地区进行了诸多实践,就现有研究而言,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构想已在争论与实践中获得了相当进展,其正面社会意义也逐渐被人认可。

全民基本收入: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还是空想?

不通过资产调查,不强调劳动要求,全民基本收入主张无条件地给所有人定期提供现金收入,作为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一种理念设计,全民基本收入自提出伊始就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的发展背景进行梳理,讨论了其针对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含义、类型、做法及经验,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是为了应对未来社会智能化提出的制度安排,其表现出的普惠性、简洁性及前瞻性,对构建我国新时代民生保障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全民基本收入成本与中国政府财政能力——基于马丁法贫困测量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定期、普遍、无条件等特征的针对个人的现金转移政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马丁法测算的食品贫困线和综合贫困线为情境,在保持税收中性前提下测算与评估我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研究发现:(1)基于食品贫困线的发放标准,3种方案下全民基本收入成本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8%、6.07%、4.72%;(2)基于综合贫困线的发放标准,3种方案下全民基本收入成本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01%、10.6%、8.23%;(3)在税收中性条件下,通过替代已有社会保障项目、经济增长、税收调整等3种渠道筹集的资金,即使是最低成本的食品贫困线标准下方案3,也仅能最多覆盖政策成本的40.47%,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在中短期内不具有可行性;(4)河南、甘肃、青海等人口多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成本超过了地方财政能力,需要中央政府进行财政统筹。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项能深度影响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中国需要在研究和宣传基础上,进行大量试验,加强中央统筹,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拓展政策筹资渠道,审慎推进政策落地。

全民基本收入理论与政策评介

自芬兰于2017年开启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首次在国家层面将其由理念转化为政策以来,其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本文基于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综述适用于全民基本收入经济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并从主流经济理论的公平、效率与财政约束维度,评述全球范围内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及其经济效果,总结相关经验教训,进而讨论中国实施不同形式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的可行性。结果发现,局部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与我国现行低保政策基本相同,不充分全民基本收入实验缺乏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能力,经典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则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而以税收为其筹资则会进一步造成激励扭曲和效率损失。尽管如此,考虑到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社会公平上的重大含义,寻求经济上有效率且可持续的实施方案就尤为重要,虽然我国短期内实施经典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可行性有限,但长期内仍然值得社会各界的不断探索。

共同富裕与人的基本能力平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基本能力平等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关键是促进人的基本能力平等。消费是人的基本能力的重要来源,要保障所有人都能够通过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有效获得基本能力,需要国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本公共服务。

资本主义制度再平衡: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与实践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已成为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股新的政策理念思潮。本文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实践和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全民基本收入从学术理念到成为政策选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加剧、民粹势力兴起,以及科技革命即将带来的大量失业的前景下进行的一次制度"再平衡",试图缓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内在张力。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也面临高昂财政负担、道德风险等问题,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制度试验对其进行改进。在此过程中,全民基本收入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过渡性制度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和变革的新方向。

全民基本服务:基本理念、主要依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挑战现有福利体制的政策主张,其代表之一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2017年,在对UBI的质疑声中,一个更新更大胆的主张——“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UBS)登场。作为UBI的竞争者乃至替代者,UBS构想了实现人类福祉的新方案,即通过扩大免费公共服务的范围,使每个公民都能过上更充实的生活,获得更加可持续的安全、机会和参与。本文旨在系统介绍UBS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依据,探讨UBS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人工智能赋能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与方式

根据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人工智能发展将对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关系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自动化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在该过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为“实现共同富裕起步阶段”,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总体开始替代劳动,迈向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第二个阶段,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为“共同富裕基本实现阶段”,人工智能急速发展并大规模替代劳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和局部全民基本收入;第三个阶段,本世纪中叶以后为“共同富裕实现阶段”: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并全面替代劳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为全民基本收入和按要素分配。

非缴费型养老金:“艾伦条件”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改革出路

文章从近年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施的投资改革切入,认为此举将使账户养老金被用于基础养老金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同时,基础养老金作为非缴费型养老金也将逐渐定型。文章回顾了从老农保到新农保、再到城乡居保①的演进历史,认为这个历史嬗变的背后是"艾伦条件"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从长期看,制度定位需要重新审视,以防止保险制度福利化倾向和攀比倾向,进而提出将基础养老金改为养老津贴的设想。文章将"基本收入"理论作为养老津贴的基本理念,并对基本收入理论进行评介。最后,文章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账户原理对基础养老金改为养老津贴的优势进行阐述,认为其带来的正外部性将有利于稳定城乡居保的财务可持续性和稳定参保人的社会预期,并提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增设"养老津贴的基本构想。

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新探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全民共享""全面共享"论,是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对社会主义分配关系进行新探索的重要指南。历史地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工资"按"劳"分配、"利润"按"资"分配的"反分享"结构,"相对过剩人口"被周期性排斥和吸纳;资本主义"反分享"分配关系不断受到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冲击,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正在使"相对过剩人口"转变为"绝对过剩人口",产生新的"结构性失业",其化解之道"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使"生存资料"按"劳"分配倒转为按"需"分配,资本主义"反分享"分配关系自我否定达到极致。全民全面共享,是化解人工智能时代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中国的和社会主义的方案,在初次分配中使利润由按资分配向按劳分配渐进偏移,在二次分配中使按需分配由生存资料向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渐进提升,将有助于我们抢占当今新技术、新生产力发展的制高点,并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越来越充足的条件。我们有充分理由坚定对包括共享发展论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文化自信。

拥抱未来的思维实验——书评《贫穷的终结》

未来的生活和职场会是什么样子?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给出了预言,他认为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每个人只需要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发那一下子多出来的时间。只是,从目前看来,凯恩斯预言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还是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国家,普罗大众花在职场上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工作和生活的天平更偏向工作,而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