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全球气候指标、气候影响驱动因子与全球变暖

在地球系统气候变化研究中,经常考虑全球气候指标,在研究气候影响时,经常用到气候影响驱动因子[1-2],本文简述全球气候指标和气候影响驱动因子,并给出它们与全球变暖和人类强迫的关系。1全球气候指标在气候研究中,使用了许多指标来表征和量化由于自然变化或由于系统的长期变化而发生的气候现象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1980—2020年全球重大洪灾时空特征探析

为充分理解全球洪涝灾害的时空演变规律,基于长时间序列全球历史洪灾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在不同空间尺度和年代际、年际的时间尺度上,全面分析了1980—2020年重大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全球洪灾次数在21世纪前10 a达到峰值,死亡和影响人口在1990s达到峰值,累计经济损失在2010s达到峰值,次均经济损失在1990s和2010s最高;②洪灾发生次数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980—2020年期间呈显著上升趋势,每次洪灾造成的人口损失呈现下降趋势;③亚洲洪涝灾害严重,洪灾的发生次数、死亡人数、影响人口及经济损失的累计值分别占全球总数的41%、68%、95%和63%,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多国家的洪灾人口损失呈下降趋势;④全球重大洪灾呈东西向分布,灾害重心有南移趋势,洪灾由集中趋于分散,影响区域逐渐变广。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研究

科学评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就业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区域就业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两个测度指标,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并未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而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就业,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城市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城市资源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就业增长率动态演进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就业的影响随时间增长呈现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对东部地区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较为稳定。最后,本文发现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对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

全球治理视角下“双碳”人才培养机制——基于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职员的数据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亟须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聚焦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对其职员的素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碳”类国际组织对于较低级别职员的发展有较高的期望,体现在选拔、绩效考核和晋升等多个环节。基于此,在“双碳”人才培养方面,需要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体系、建设交叉学科专业、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高校、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协同联动,才能推进“双碳”人才高质量发展。

大健康背景下全球健康课程开设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大健康理念背景下,伴随着健康问题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卫生健康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伴随着全球健康问题不断升级,通过跨国家、多学科合作开展全球健康课程,加强对全球健康人才的培养,成为医学高校人才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中国医科大学以本博连读临床医学专业(红医班)为试点,开设全球健康必修课程,在教学方案、培养目标、师资建设、教学模式和课程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场景驱动中国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双重价值链差异性嵌入视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组织形态上既嵌入国内价值链充分依托广袤市场的多元化禀赋,同时又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动态转型升级,但关于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的探讨还相对少见。为此,选取中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微观基础——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场景化要素嵌入背景,以国内价值链嵌入广度和全球价值链嵌入高度为评价指标,考察在国内和全球双重价值链差异性嵌入情境下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从知识创新与扩散、产业集聚与升级、市场拓展与创造、生产性服务支撑4种因素间关系着手,通过对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有4条路径:链主企业通过创造需求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高位势嵌入;链主企业通过破坏创新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颠覆性嵌入;“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迭代升级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动态化嵌入;“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跨界经营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错位性嵌入。据此,提出中国制造企业应依据自身在国内和全球双重价值链网络的嵌入广度和高度设计合理的场景驱动创新方式,推进链主企业所属制造业圈层体系根植共生,同时政府及相关管理机构应当更为深入推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数字化建设。

全球变暖与季风

全球很多地区是季风气候,季风带来风和雨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季风是热门研究课题。根据有关研究,本文简述观测到的全球和区域季风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预估未来全球变暖背景下,全球和区域的季风变化。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

“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国际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受到各方重视。印度认为“全球南方”对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促进经济转型意义重大,并自我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领导者”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旨在提升在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扩展在大国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以及深化印美关系。印度主要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磋商、扩大发展合作、推进防务交流、重视运用软实力等举措进一步密切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印度强化运筹“全球南方”,既凸显其外交政策的历史延续和现实升级,也折射出印度从“大国梦”到“世界导师”的战略雄心,同时还反映了美西方拉印制华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印度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加之其自身综合实力不足,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在中美印等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印度利用“全球南方”实现其战略图谋难以达到预期。

全球香菇产业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

采用文献查阅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全球香菇(Lentinula edodes)产业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并对推进中国香菇产业强国建设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香菇自然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随着全球人口迁移,香菇栽培区域已扩大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2022年,中国香菇产量为1.296×10~7 t,占全球香菇总产量的98.3%;人均年消费香菇8.9 kg,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香菇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香菇产业在消费端呈现市场规模持续增长、鲜香菇比重逐渐增加、加工品市场规模扩大的趋势,在生产端呈现劳动力老龄化、产业集中度提升、生产模式持续优化和生产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趋势。建议通过建立中央财政扶持体系、强化行业组织服务功能、加大工厂化生产技术研发力度和推动香菇全产业链发展,稳步推进中国香菇产业强国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

基于2007—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虹吸效应”,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此外,政策沟通对于倡议的推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倡议对于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也论证了其中存在的影响机制,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湾区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抓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当前海洋城市建设与评价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象,需要分别在全球与湾区视角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挑战。本研究通过解读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剖析了典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以及与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数量和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海事技术、竞争力与吸引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着重要加快提升国际航运能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强化海洋战略规划等。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构建了众多气候治理机制。随着气候治理机制密度的提升,机制间交叉重叠现象凸显、冲突与合作共存,呈现复杂化发展态势。从参与主体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治理目标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总治理目标之间的博弈;从机制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冲突与合作交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不仅与治理框架、治理能力有关,也与主权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转移相关,更与国际秩序持续演化下气候治理国际领导力缺失有关。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者作用,提升治理安排的系统性,促进机制间的协同互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善治。

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

当今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危险和机遇并存,以“乌卡”(VUCA)为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文化思潮激流涌荡,国际传播南北两极化态势加剧,“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本文以“南方转向”为视角,梳理全球文化新格局演进的趋势和特征,从共建全球社区、共享数智华流和共治数智技术等路径解析全球文化新秩序下国际传播所承担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