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兴勃的逻辑机理、运行前景与中国方案的政治经济研讨

梳理学界关于逆全球化概念、性质和兴起原因的争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根本冲突。同时,以历史节点为横向坐标轴,剖析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对于全球化的动态立场变化,并试图探索逆全球化在宏观层面上的历史演进规律,提出并证实逆全球化在中长期人类发展进程中蕴含的负面效应。最后,通过对中国方案的政经成本分析和亟待突破之桎梏的列陈,推导出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的期望愿景设定与理性手段选择。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针对国际分工持续深化、细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格局,提出了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五个新观点:一是开放共享、包容共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前提;二是加快共建基础设施,推进全球互联互通是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的基础;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四是强化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的根本方向;五是加快构建数字化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根本保障。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与困境——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蕴含了“技术—资本—国家”的三重逻辑,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反映。技术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国家逻辑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整体。其中,资本逻辑凌驾于技术逻辑和国家逻辑之上。从技术逻辑来看,美国为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持全球科技霸权地位而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危机,扩大了全球技术鸿沟,导致当代经济全球化陷入技术困境之中。从资本逻辑来看,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全球膨胀,资本陷入了自身所致的发展困境之中,表现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国家逻辑来看,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性与有效性,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难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矛盾。技术困境、发展困境、治理困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是无解的,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需要引导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大选择。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变和深化的理论逻辑使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规律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端、供给端和制度端发展条件变化的现实逻辑使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政策实施重点在于,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国际货币互换升级、经济治理框架重构与中国对策

国际货币互换是两国中央银行间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管理流动性的重要金融工具。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多个国际货币互换网络,在增强市场信心、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一个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互换网络正逐步形成。中国应加快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货币互换网络,积极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谈判,提高自身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中国经济地位。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演化趋势及其影响:一个综述

肇始于TPP,在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不断出现以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边界后措施为代表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的变化正在引起全球贸易的内容和体系的变化,对世界投资格局,尤其是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献梳理包括:(1)新规则的研究,包括新规则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演化趋势。(2)新规则产生的影响,包括各项贸易投资新规则对投资的影响,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新规则对投资流向、流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价值链视角下新规则对产品内分工及地位的影响,国际经济体系视角下新规则对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的影响。文献梳理表明:(1)新规则覆盖内容较为宽泛,尚未完全体系化,但其整体上围绕着贸易和投资完全自由化展开,此外,新规则折射出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和寻求竞争优势的诉求。(2)对新规则产生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且多为定性研究。量化评估新规则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价值链分工及地位、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等方面的影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实施新规则带来的负面冲击以及如何参与和制定新规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战略轻率还是新的均势?

毫无疑问,当前是二战以来国际环境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被普遍承认的准则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缺失成为当前国际局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相互尊重可能是大国,甚至主要大国关系中最为稀缺的东西。中国和美国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盟友,他们正为此而努力。欧洲政治将进入新时期,届时欧洲和作为整体的西方将不再具有影响国际事务的垄断性地位。西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一个新的、对所有国家更公正的秩序安排。相反,世界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外交和混合型军事对抗的时代。由西方全能力量相对衰弱导致的相对不确定的时期正在结束,一场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新的斗争正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