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前人研究,对2009-2021年前沿技术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前沿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前沿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新冠疫情对这种影响存在消极效果。因此,建议加强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升产业链水平,拓展国际市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策协调和合作。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背景,本文选取2000-2014年我国制造业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KPWW法度量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通过索洛残差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2)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3)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后向参与为主导,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加深,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会受到抑制。

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是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抵御全球冲击的重要抓手。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究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有效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经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依然显著。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不同行业及区域间具有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中高技术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效应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出口主要通过提高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研发创新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跃升。拓展性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体现在稳定已有链条、增强其韧性和安全性上。文章立足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提高视角,为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稳定高效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

本文以187个国家的264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将劳工标准细化为18个条款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运用扩展引力模型给予分析。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标准的强化显著抑制了缔约方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且对前向参与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从国别看,这种抑制作用均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从行业类别看,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对服务业作用相反;从条款类别看,除区域贸易协定中劳工监督机构的建立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外,其他条款均起抑制作用。区域贸易协定劳工标准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机制包括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前者起抑制作用,后者起促进作用。中国应积极应对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在有步骤地推进劳工标准水平的同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差异化策略最小化可能带来的损失。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绿色技术创新——以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立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转型问题,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327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明显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机制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后向参与度这条路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宏观经济水平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碳排放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污染的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即在未达到阈值之前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碳排放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在达到阈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研究结果通过了工具变量法、关键变量替换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从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企业调整能源结构等多角度减少碳排放。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研究

科学评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就业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区域就业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两个测度指标,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并未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而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就业,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城市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城市资源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就业增长率动态演进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就业的影响随时间增长呈现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对东部地区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较为稳定。最后,本文发现城市全球价值链参与位置对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

农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产品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农业全球价值链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加速形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改善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获取,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择OECD AMNE 2023版数据库中76个经济体为样本,探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贸易收益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均能促进农业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为此,我国应积极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优化贸易环境和保障要素供给,以提高增加值贸易收益。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位置测度、影响因素及攀升策略研究

基于UIBE GVC-ADB MRIO数据库贸易流分解数据,对2007—2020年60个国家(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并构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和创新能力3组综合指数,实证检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低,但嵌入位置尚可,金融、电信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创新能力能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据此,提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

国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考察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一般规律对于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OECD-TiVA(2021)数据库,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5—2018年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转移规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呈倒“U”型关系,目前大部分制造业未跨越拐点,处于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适度区间”,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倒“U”形关系依然成立;②技术创新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会弱化两者间的倒“U”型关系,促使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倒“U”型曲线较基准回归结果更平缓;③扩展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会弱化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则会强化这种“低端锁定”效应;④最终产品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GVC地位倒“U”型曲线较中间产品国际产业转移更陡峭。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信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然后采用2000-2013年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显著降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成本加成率对加工贸易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能够扩大企业GVC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

贸易便利化对我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CPTTP、USMCA、CETA三大组织关于区域服务贸易便利化协定,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39国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贸易便利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均有显著提升作用;(2)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反而对高收入发达经济体效果不明显;(3)相对服务业整体影响而言,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型服务业正向提升效用更强。

中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发展动态、国际比较及对策启示

文章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产业结构,分别利用前后向参与度、增加值技术复杂度以及基于前后向联系的生产长度构造指标,测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相对价值输出地位、产业控制力水平和生产位置。在此基础上,先从净贡献和产业控制力水平角度分析我国不同类型产业自加入WTO以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再与美德日韩四国进行同业比较,以掌握国际发展动态,最后以优势国家生产位置为参照,结合现实情况,分析我国不同类型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

省级开发区升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各类开发区信息,采用行业上游度指标和省级开发区升级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冲击,实证检验开发区如何影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方式和嵌入位置。研究发现,开发区升级提高了城市生产和出口的价值链嵌入位置,此时企业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分工,向国外提供更多中间品。基于企业样本的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迁移主要来自新进入企业上游度的变动,而非在位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较早设立的开发区相比新设立的开发区在升级政策作用下提高分工地位的效应更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于区内企业的升级,更在于对周边和区域整体分工地位提升的溢出效应。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行业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我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出现差异;同时,不同行业的行业内收入差距也不尽相同。文献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会从中间品贸易、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等传导机制,扩大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文章选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采用1996—2009年中国19个行业的数据,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初期,前向参与度对于行业内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引入中间品贸易、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等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并研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差异性表现。实证结论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会扩大我国行业内高、低技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差距基本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当前在双循环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当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细化中间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优化技术发展路径,强化低技术劳动者技能水平,缩小行业内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畅通国内大循环

基于2000—2018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衡量中国参与国内、国际循环强度指标,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助于推动国内大循环形成,并且这种推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区分前后向嵌入模式发现,以前向参与度为表征的前向嵌入模式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而以后向参与度为表征的后向嵌入模式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作用渠道发现,在消费能力提升效应、产出规模效应以及生产率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下,全球价值链不同嵌入模式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出口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

融入经济全球化、提升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对各国重构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尤为重要,贸易便利化正逐步成为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评价体系,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能有效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提升,且贸易便利化对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价值链嵌入提升更具有助推作用。从机制效应分析来看,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降低出口贸易成本来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为更好地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深度,本文提出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