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可显著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非东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鉴于此,应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智经济核心产业、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以期提高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附加价值。

嵌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逻辑

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信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水平的视角

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与区域贸易协定(RTA)不断增加的局面,在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基础上,利用WTO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的资料,参照对RTA条款深度的划分,实证检验了RTA对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整体上,RTA对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不同深度水平的RTA影响效应有所差别。其中,“WTO+”比“WTO-X”条款对经济体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更大,且RTA对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大于发达经济体。地理距离、区域竞争在RTA对经济体价值链参与度影响中发挥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地理距离越近,RTA对价值链分工参与度的影响越大;RTA达成得越早,越有利于发挥RTA建立的竞争优势,保护本经济体在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地位。机制检验表明,RTA可通过降低关税壁垒和促进对外投资推动经济体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吗?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2年中国沪深A股2987家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溢出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且该结论经由内生性处理及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仍然成立。依据产业属性与产权性质拆分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非高技术制造业、国有制造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高技术制造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数字化、出口加成率与网络嵌入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应从发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点标杆效应、扎实推动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驱动高技术制造企业链式集群化发展着手,稳步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测度及国际比较

全球价值链(GVC)重构背景下,如何明确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现实短板及动态变化,以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保持新的竞争优势。本文基于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利用OECD-ICIO数据库(2023)数据,测度了2000—2020年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分行业的GVC地位,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发现:(1)虽然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优化,在GVC中的地位有所上移,但仍无法扭转分工地位相对较低的局面。(2)中国制造业当前正处于GVC分工地位提升的阵痛期,劳动力的绝对低廉和技术的绝对高度均无优势。(3)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无论是在金砖国家还是G7国家之间,中国制造业尚未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GVC分工地位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中国应重点关注与优势国家的发展差距,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内需优势,加大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的力度,找准提升GVC分工地位的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基于行业制度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35个部门的面板数据,测度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子维度均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攀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度创新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施动态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借力数字经济提升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地位。

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比较

为了测度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及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基于生产的和基于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测度方法对2010-2020年间的54个主要经济体进行测算,并对结果进行国别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排名落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后向参与率小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但纺织服装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大于后向参与率,位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文章可为中国纺织服装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贸易开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贸易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当前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数字贸易开放对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攀升GVC中高端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ADB-MRIO(2021)与OECD的DSTRI数据库构建了2014—2020年的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贸易开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贸易成本削减、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及研发创新激励效应是其重要作用机制;拓展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开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因出口市场、产业类别、行业显性比较优势及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而呈现明显不同。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机器换人”趋势,不仅促进当前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还对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选取2002—2019年71个经济体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体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效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机制,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用在资本相对充裕、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深化了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解,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亦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内生动力。选取2013—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增强经济韧性,且该助力效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最强;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是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且该传导机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配置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增强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发挥门槛效应,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结论既能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又可为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理论参考。

FTA深度、灵活度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

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DESTA和对外经贸大学GVC指标数据库等数据来源,首先分析了中国FTA的条款特征及其深度与灵活度,进而考察了FTA深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的影响以及FTA灵活度对上述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FTA主要聚焦于"WTO+"条款,而与各发达国家的FTA则拓展到了部分"WTOX"条款;(2)FTA深度及其投资条款、竞争政策条款与服务贸易条款的深度对于提升中国在GVC分工中的参与程度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中国FTA的灵活度普遍处在较高水平,其增加将抑制FTA深度对GVC分工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绿色技术创新——以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立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转型问题,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327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明显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机制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后向参与度这条路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宏观经济水平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产业类型差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检验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塑造竞争新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鲜有文献区分数字化投入类型和来源,分析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细分数字产业类型和投入来源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数字软件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化投入影响具有产业技术类型、时期以及国家异质性。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21年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该曲线关系会受营销环境的调节,即良好的营销环境会使曲线形态收窄、拐点右移、整体水平提高。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既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可通过增加企业杠杆率降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在高技术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倒U”型关系中更显著。

福建和台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产业分工态势——基于闽台六大类贸易产业数据的分析

福建充分发挥对台工作的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不断深化闽台经贸交流,闽台产业链成为两岸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闽台六大类贸易产业数据,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G L指数、GHM指数等分析福建和台湾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产业分工态势。研究发现:在化学工业和塑料橡胶两大类产业中,台湾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福建,在分工态势方面福建相对领先,前者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后者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机械电气、光学钟表两大类产业中,台湾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福建,在分工态势方面台湾地区基本达到绝对领先的水平,且均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纺织鞋帽和金属制品两大类产业中,福建的分工地位高于台湾地区,但在分工态势方面台湾地区相对领先,前者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后者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新形势下,福建应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契机,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制度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持续深化闽台产业融合发展。

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改变了吗?——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前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此探讨了印度各产业在2007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定产业和部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度的整体前向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但后向GVC参与度相对稳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不过前后向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说明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从偏上游的位置移动到更加下游和均衡的位置。其中,印度高GVC参与的产业的GVC参与度出现下降,而其他产业的GVC参与出现上升;农矿业和服务业的前向GVC参与快速下降,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下移;制造业还在GVC参与的起步阶段,其前向GVC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属于下游位置。从时间趋势上看,印度的GVC参与变化经历了两个下降期,其中印度在2014年至2018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印度产业在此期间的GVC参与度下降有一定关联。

前沿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前人研究,对2009-2021年前沿技术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前沿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前沿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新冠疫情对这种影响存在消极效果。因此,建议加强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升产业链水平,拓展国际市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策协调和合作。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背景,本文选取2000-2014年我国制造业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KPWW法度量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通过索洛残差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2)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3)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后向参与为主导,伴随着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加深,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会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