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重构全球传播秩序:历史依据与现实路径

金砖国家(BRICS)崛起及其传媒合作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变量,但全球传播秩序变迁自有其规律和基本遵循。全球传播秩序演变史揭示:全球传播秩序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映像,政治经济秩序具有决定性影响;新兴国家如果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往往因要摆脱既有全球传播秩序束缚,成为全球传播新秩序重构的推动者;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是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重要技术变量,这都为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从现实路径来看,BRICS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必须坚定战略定力和自信,夯实经济实力、提升综合国力;必须主导并合作协调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主导并引领国际传播技术范式革新;必须内部加强传媒合作和国际传播理念协调;必须走"BRICS+"道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力量。

南南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新思路

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历史和现实为外因,以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为内因,探寻通过南南传播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历史动能。研究指出,在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深重和中国探索发展道路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对外传播亟须地缘和文化战略转型,即联合“全球南方”,以新的南南横向联结开展对外传播,以更好地锚定中国故事的内核、校准中国对外传播的代表性,以及守护中国对外传播的“初心”。本文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视野,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提出以南南传播作为新的世界历史性条件下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国思路。

元宇宙与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

元宇宙被认为是下一代互联网模式,它融合了虚拟现实、云计算、超高清视频、数字孪生、网络游戏等多种技术和多个产业。影响或改变全球传播秩序的首要因素是传播技术,作为新技术革命元宇宙必将影响和改变全球传播秩序。从构建虚拟世界中的全球传播秩序入手,是构建现实世界中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入口。中国应利用新技术革命这个契机,在重构全球传播秩序中有所作为,为此要准确把握元宇宙发展方向,加强基础研究,积累成熟技术,主动争取虚拟世界的建构权并影响现实世界的传播秩序。利用新技术革命讲好中国故事,要开拓讲中国故事的新渠道、精选话语符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全球传播秩序建构主体的关系模式与作用分析

当前全球传播秩序的建构主体可分为四类:主权国家、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四类主体的关系呈现为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放射状模式,在全球传播秩序建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发挥不同作用。主权国家是全球传播秩序基本框架的建构者,超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制度规范的维护者,次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内容生产的参与者,跨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运行发展的建设者。中国应积极发挥四类主体的不同作用,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

时尚意义的生产与全球文化传播秩序建构

随着时尚文化及信息的全球传播,蕴含在时尚潮流中的西方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乃至意识形态观念,借西方强势传播平台与话语霸权在全球流动。特别是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和后现代条件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浸润成为西方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媒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时尚话语权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对于理解全球时尚传播秩序的建构及探索带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如何进行全球传播,以及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时尚消费文化与中国审美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21世纪全球传播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中国知网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推动权力的再造和结构性调整,全球传播秩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运用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2000~2020年全球传播秩序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媒介技术与全球传播秩序关联紧密;全球传播秩序主题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性。国内全球传播秩序研究表现为四个阶段:依托传统媒体的萌芽探索期,对全球传播秩序的研究界定尚不甚清晰;新旧媒体叠加的初步成型期,初步形成对全球传播秩序的认知,学科从传播学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拓展;寄望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期,互联网开始以其全球互通互联的特性,被寄予改变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厚望;聚焦全媒体多维扩散的空前繁荣期。国内研究趋势体现为三点:重点关注媒介技术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应用;新时代传播秩序的机遇、挑战与应对;重塑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议题。深化全球传播秩序研究,短期应注重内容上的创新与突破,长期应注重系统、多元、细微、深化的演变。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视角下的全球传播秩序变迁与重建

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巨变,全球传播秩序也正在经历变迁与重建。如何理解和评估当代全球传播秩序的历史与现状,并探索新方向、新价值、新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来什么启发意义?本文回到历史上的四个年份,透过1776年见证"天下"体系的衰落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透过1870年通讯社联环同盟观察全球信息殖民地的瓜分,透过1946年"冷战"开启考察铁幕下形成的传播帝国主义,透过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反思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未竟事业。在人类传播格局的历时性变迁中,聚焦当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思考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的新的可能性。

多极化世界的全球传播重构

在数字化、全球化和全时化日益显著的多媒体时代,媒体与传播过程中从西方到他国(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的单向度垂直流动,已逐步让位于一种复合化、水平化的流动。其中亚洲诸国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在全球媒体(包括娱乐业和信息产业)中美国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依然是事实,但一些新的行动主体已经出现。它们已借助数字全球化的东风,在过去十年内对这一领域内的西方,或者更精确地说,美国霸权发起挑战。这意味着需要就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全球”概念的定义进行重新评估。本文聚焦中国与印度——当代经济增速最快、人口最多的两大国家——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及其数字化能见度,并进一步提出,亚洲的崛起(the ascent of Asia)能够为促进媒体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化作出卓越贡献。

平台社会语境下中国网络国际传播的战略和路径

随着超级互联网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发展趋势,平台社会形态日趋明显。互联网平台兴起也将对国际传播格局和秩序带来深刻影响,为此需要重新思考我国网络国际传播战略与路径选择。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平台逻辑、平台社会特征及其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以及我国当前国际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应该深化对平台社会语境的把握,积极利用国内外互联网平台完善国际传播体系和重构国际传播战略,推动各类传播主体积极参与平台公共领域,构建更为公平、公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

重构国族与接轨世界:中国近代报刊的纪年之争

近代中国传统时间制度的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历法与纪年的确立和调适。可以说,纪年方式的确立是与国族和世界认知的过程扭结在一起的。一方面,新的纪年方式撬动了时间制度变革,重构了近代中国的国族认知,时人借此构建想象、凝聚共识;另一方面,中国借此建立了与西方及世界的关系,从而与全球进行接轨。基于此,中国接入全球秩序,而中国的媒介也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

全球史中的媒介时间:《申报》与中国近代历法变革

新闻媒介与时间制度是互嵌的。中国近代历法制度的变革不仅在报刊上获得广泛讨论,而且在它的报头信息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本文以《申报》为切入点,以全球化史为背景,探寻近代中国报刊在时制变革中的角色,从而理解中国是如何与全球传播秩序对接的。研究发现,《申报》报头的日期标注与历法变革相呼应。起初帝王年号与干支结合的中式历法占据主导,随后西历逐渐登场,并最终演化为中华民国的国历,而帝王年号和干支纪年作为废历退出历史舞台“。公历”的确认蕴含着中国对全球体系与全球秩序的重新认知,也是中西碰撞与汇聚的焦点之一。近代中国的历法变革、报刊发展与现代时间观念密不可分,报刊作为历法知识传播的载体,成为时间与媒介互构的重要中介。中国的国族概念据此构建,中国加入全球体系,而中国媒介也就此汇入全球传播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