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治理中的透明度规则:国际实践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债务透明度规则成为全球债务治理领域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治理实体相继提出一系列主权债务透明度规则标准与改革意见,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方案。本文认为,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双边债权人,既要“以我为主”地对接和借鉴有关国际组织的透明度规则,加强债务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规范,适度提高中国国内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债务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也要积极参与全球债务治理,主张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合理关切,倡导最优透明度原则,反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反华目的将债务透明度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解释——“债务不耐”及其全球治理困境

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新一轮债务问题,西方部分舆论将中国贷款污名化,国内研究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过早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主权债券,导致债务风险上升。本文尝试回应上述两种解释并提出综合性框架,以客观全面分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原因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使用147个发展中国家在1989—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尝试以“债务不耐”概念化发展中国家在初步运用国际资本市场证券化融资渠道阶段债务问题高发的现象,并以国际资本市场涉入程度划分发展中国家为新兴市场国家、前沿市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类,为精准应对本轮债务问题提供国别类型学参考。本文重点阐述崛起国—守成国关系等国际政治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债务不耐”的调节效应,呈现债务议题领域相较整体权力的具象性与动态性。由此,可窥探大国权力转移中低政治议题的一般性知识,即事务本身规律与权力政治逻辑混杂,自由主义范式与现实主义范式交织。

发展中国家本轮债务问题与债权国减债协调集体行动困境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大国博弈、新旧债权国机制竞争以及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追逐等,国际社会减债协调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为切实解决国际债务可持续问题,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债务治理,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完善债权国间的减债协调机制。

赞比亚何以成为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个主权违约的非洲国家

赞比亚是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个主权违约的非洲国家,其双边官方债权人、多边官方债权人、市场债权人(包括主权债券和非主权债券)在新冠疫情暴发至赞比亚违约期间,分别采取了协调进化、维持现状和角色缺位等策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官方渠道“最后贷款人”角色缺位是造成赞比亚成为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个主权违约的非洲国家的直接原因。赞比亚本轮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国际发展方案与赞比亚国情长期不匹配所引发的民粹主义施政纲领过度融资。赞比亚主权违约与减债协调过程显示出多元债权人关系正在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更为复杂化,这也是本轮国际减债协调与全球债务治理改革的核心问题。

G20缓债实施受阻的原因探析:新旧债权国竞争抑或国际资本市场约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二十国集团(G20)提出暂缓73个最贫困国家双边主权债务本息偿还以帮助其应对次生债务困境;但直至2021年12月G20缓债期结束,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潜在受惠国不接受该框架。为什么最贫困国家会拒绝国际减债?传统解释局限于新旧债权国二分范式。本文提出,除新兴债权国崛起之外,20世纪80年代后南北主权债务关系还有两大结构性变化:减债与国际援助相结合、主权债务证券化。最贫困国家在西方减债援助等推动下已开始通过发行主权债券进行发展融资,此时接受G20缓债可能会触发信用评级下降,对后续发债融资成本甚至国际资本市场准入资格带来负面影响。理解国际资本市场对政府间减债的约束效应,对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动新旧债权国协调,甚至是全球债务治理的结构性变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