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对外援助——动机、特点和表现形式

援助活动中的成本承担方与受益方分离,具有准全球公共产品特征,因而面临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在回顾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动机及互动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现实中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的手段及其对援助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激励”手段常被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具体表现为援助国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援助对象和方式进行筛选,甚至在援助中捆绑各类附加条件;“选择性激励”手段虽然有助于缓解供给不足,但是却使得援助活动成为援助国自身利益的延伸,甚至会引发多个援助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援助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表现为主导权之争,也表现为议题层面的话语权之争,两方面竞争共同塑造了国际援助格局。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一方面要坚定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推动国际援助体系变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构建有竞争力的发展议题,应对援助领域的话语权竞争。

全球公共产品视域下大科学工程的全球化有组织科研

大科学工程是大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政治逻辑是民族国家投资建设大科学工程的主要逻辑,通过发挥基础研究的先导性和风险评估功能,将纯科学价值融入到政治逻辑之中。由于大科学工程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大科学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会产生搭便车和供给不足的难题。大科学工程能够在高端制造、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形象构建、区域均衡和合法性提升方面提供正向效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通过大科学工程推动国家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要实现全球协作的大科学工程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大科学工程由政治逻辑转向科学逻辑,将大科学工程全球化协作责任化,创新大科学工程的全球化经费供给机制,对大科学工程全球化有组织科研进行选择性激励。

全球公共产品视域下“中国天眼”FAST的国际传播转向

“中国天眼”FAST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世界最大单口径和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本文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下,以“中国天眼”FAST为例,论述中国国家形象在科技领域的国际传播策略:用“科学”说话,提升科技文化软实力;多元主体发声;建构“科技好国”国家形象,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弥合认知偏差,旨在让世界认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传播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提升中国科技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后疫情时代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国际关系应对

疫情影响了国际秩序的走向,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国家为中心的单向思维方式应对全球风险乏力。非国家利益攸关者与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公共产品面临着恶化的“赤字”问题。当美国不再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提供国的义务时,“金德尔伯格陷阱”极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浪潮的涌现,超级大国的主动脱钩,泡沫经济崩溃连带发生的各种社会危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紧张,大国关系趋于复杂化,都显示出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矛盾的深刻性超过既往任何时期。对此,需在理论上进行反思,警惕“金德尔伯格陷阱”,认识到中国面临危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审慎应对国际关系,以中国方案应对全球危机。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语言国际推广:全球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的二重性

语言国际推广最早是为国家的殖民扩张服务的,表现为国家公共产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维护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化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选择,在语言国际推广的国家公共产品属性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其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日趋明显。

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公共健康、公共安全、气候稳定等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目前,全球公共产品存在供应不足、供应失调、过度使用、未充分利用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消费国"搭便车"的倾向、缺乏超国际的政府权威、意识形态的干扰、决策机制不民主、生产成本的分担方式存在分歧、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

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模式

2012年以来,随着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大势所趋。本文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分析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方面,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是不对称的,霸权国与崛起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竞相提供公共产品是增加其领导力的重要方式,而为了争取消费者的认可,其供给策略就需要突出比较优势,并实行差异化供给策略。另一方面,国家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公共投入的轻重缓急顺序应该平衡国际需求与自身优势,方可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负责任的供给方,中国以共商共建方式,积极促进"一带一路"、亚投行、命运共同体等跨区域公共产品建设,有效对接供给与需求。展望未来,以"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为参照,中国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可以遵循一个"三步走"路线图,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公共产品与国际财经合作

一、全球化时代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呼唤 (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趋势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的存在与发展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并且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全球公共产品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化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公共卫生安全: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框架分析

全球公共产品理论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全球化,彰显了全球卫生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公共卫生安全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分析,有助于实现更加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公共产品:演进的公共产品理论

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出现了很多单个主权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公共产品的概念逐步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应运而生。本文通过对国家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比较,认为全球公共产品不是国家公共产品的简单扩展,有其自身的特征。理论的演进对我国具有启示作用,那就是我国应更加重视增加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充分考虑全球公共产品的趋势和特点,以此来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论世贸组织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

国内外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世贸组织的著述非常少见,本文首先引入公共产品作为世贸组织分析的视角,在丰富全球公共产品概念的基础上,对世贸组织的全球公共产品性质进行了分析,以求这些研究对世贸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

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分类、筹资主体和筹资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很多问题,迫切呼唤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传统的公共产品研究大量的扩充到全球。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谁来筹资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以什么方式筹资的问题。本文经过分析总结出霸权国家、全球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单个国家、公民个人、企业都是筹资者。筹资方式主要有托宾税方式、特别提款权、集成技术、利益主导性集团方式、选择性激励和意识形态。最后,本文认为怎样更丰富的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对其供给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世纪疫情与俄乌冲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严峻挑战。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作为一个整体,在共同挑战面前,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近年来,中国积极顺应历史之变、回答时代之问,凸显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后谁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一般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通常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公共产品既可以完全由政府或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也可以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尤其是具有更强商业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对于一国内部来说,公共产品提供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跨越国界的全球公共产品则要复杂得多,比如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等,往往都涉及诸多利益关系。

西方是如何制造全球公共产品的

现代西方援助的干预性除了其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根源外，还有一个特有的发展知识的背景。西方在与非西方世界的构建中形成了特定的对非西方的认知体系，这个认知体系逐渐发展成了特有的知识生产系统。西方利用其物质化的文明和特有的知识生产系统将西方的发展知识变成了全球公共产品。

国外关于全球公共产品及其扩大供应对策研究

本文始于对全球公共产品定义和特点的归纳总结,进而概括了各国研究者对其供应现状的评估。各国研究者指出,基于国家间的不对称性和融资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扭曲供应等现状,应该从制定注重效率与公平和加强额外融资等的对策入手。通过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及路径

当今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国际利益格局变迁的挑战,其供给机制也越来越难以调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本文深入分析当前全球公共产品面临的供给困境,提出在新型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中国角色转变及其参与完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评《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化问题学者巴雷特所著《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书可能会是全球公共产品研究中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本文在回顾有关全球公共产品学术脉络的基础上,介绍和评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与政策角度总结了该书的贡献,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其价值是具有示范性的。同时,本文认为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尤为关键的是,概念外延的过大使该主题的研究难以持续深入。对于目前时代来说,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仍要向具体化方向推进。

全球公共产品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公共产品的提供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管辖范畴,以多边协调机制为基础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体制随之产生。以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与贸易有关的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不符、成员受益不均、供应机制缺乏民主等问题。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应以发展为导向,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