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人权路径

全球卫生挑战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传染病的持久危害到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患日益增长的威胁,全球卫生治理已逐渐扩展到人权、减灾、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治理。全球卫生伦理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要素,指向了所有全球卫生行动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人权是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力工具。梳理了全球卫生伦理的概念和发展、总结了健康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工具,并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了人权参与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演进路径,以期为加深理解人权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规划和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从全球卫生治理的受援者转变为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背后是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国内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实现的角色转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升国家实力是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实现角色转变的基本前提,秉持团结合作是实现角色转变的先进理念,注重卫生援助是实现角色转变的重要手段,坚持多边主义是实现角色转变的最佳路径。通过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卫生软实力的提升与大国治理责任担当。

更趋平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新图景——全球南方的视角

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架构是以欧美主导的公共卫生实践从内政走向外交并不断演化的产物,是等级式、分权式和平衡式三种全球北方视角的当代延续,在发达国家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面临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管辖、激励和参与缺口。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为弥合缺口促成的创新治理机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通过历史回顾与案例分析,梳理出全球南方视角下填补全球卫生治理缺口的三种“平行式”机制:一是以世卫组织“全民健康”典范和世贸组织药品采购“强制许可”为代表,确立“益贫性”平价规则,填补管辖缺口;二是以全球南方的规模和低价优势弥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不足和以系统思维创设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为代表,创新“准市场”机制,缩小激励缺口;三是以合资建厂、科研攻关提升“本地化”疫苗生产能力为代表,弥合参与缺口。重视全球南方视角,有助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流话语从冲突走向融合、从“悬置”转为“在地”。作为南南卫生合作的先行者,中国在分享治理经验的“双向赋能”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美国智库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了解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识,对提前研判美国对华政策和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多家美国主流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及其政策建议进行系统梳理。[结果/结论]美国智库承认中美卫生治理合作的必要性,但“新华盛顿共识”影响下中美卫生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然而,部分美国智库专家在全球卫生等中美利益交叉领域上保持着理性与克制,中美仍有在卫生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化策略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上较为灵活,在问题处理上也有一定的专业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方式和可能,与传统政府的卫生治理相比更加灵活。同时,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志愿性、专业性也使其深受群众欢迎,对于开展进一步援助有重要促进作用。但随着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以及深入,非政府组织常常面临财务紧张、救助不全等方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只有与国家和企业广泛协调,积极配合,才能向受灾群众提供更有效援助。鉴此,国家需要健全志愿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激励体制;非政府组织需要优化服务能力和运行机制;企业应秉持责任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架构:殖民医学及其遗产

西方殖民医学以及作为其延续的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留下的作为遗产的知识架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疾病根除法、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狭义效果评价、对卫生问题背后结构性要素的忽略等。二战后农业援助的兴起,全球卫生治理主体向营养和农业领域的挺进,农业转基因研发机构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在组织结构上的趋同以及指导农业转基因研发的议程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覆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农业转基因遵循这一知识架构干预全球卫生问题的技术风潮。但该知识架构所存在的诸种局限,使得农业转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因此,全球卫生治理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对架构本身及其所根植于的“全球科学”的反思和超越。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及对策

新发、突发传染病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主要的卫生安全威胁之一[1],包括“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PHEIC一直是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的核心议题,对政治、经济、社会、贸易、旅行等产生重大影响,需要一系列全球紧急应对行动。加强中国参与此类应对行动的全球治理,是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关键,因此,本研究从PHEIC应对行动的视角,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存在的挑战,进而提出对策。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国际卫生条例》中额外卫生措施之适用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额外卫生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疾病传播与最小限度干扰国际贸易和交通,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缔约国提供额外的保护以及回应国家的主权关切。额外卫生措施具有例外性、补充性和较大自主性。为避免适用中引发的争议,缔约国应在全球卫生治理的视域下,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理念,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杜绝以保障健康为由进行政治经济博弈,以国际合作防疫为出发点,做到审慎、善意和合理适用。在采取具体措施时,以适度性原则为基准,遵守比例原则、善意原则等一般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贸易、国际交通等领域的条约法规则,做到目的正当且与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防控需要相均衡。

基于人类安全理念的全球卫生治理升级

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中以人类安全为价值基点的理念缺失造成治理低效、滞后和错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进一步凸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着挑战的全球性与治理的国别性、普遍性与机制的非均衡性、紧迫性与行动的迟缓性、严峻性与治理理念的欠缺性四个现实困境。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中,以人类安全理念为引领,发展与保护维度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基于此,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在三个方面升级,即形成治理共识,推动国际社会在危机中形成共同体意识;改革治理机制,充分释放各个治理主体的平台优势;优化治理方式,注重综合性全链条治理。由此可以形成理念、机制、行动一体的全球合作。

“阿迦汗发展网络”:东非百年全球卫生治理经验与借鉴

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研究阿迦汗发展网络(AKDN)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指出其之所以能在东非广泛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不仅与印度和东非悠久的互动史有关,还与其采取“去宗教化、发展世俗化”的本土化策略有关。该网络不仅积极主动与本土原生社区融合,维护本教人员核心利益和地位,还与西方、全球性组织合作,同时积极争取话语权。与此对应,阿迦汗发展网络有五点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分别为与本土社区合作,促使华人华侨社区参与,积极与全球性或西方的组织交流合作,支持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通过当地媒体有效展示项目成果。最后,该案例提示,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贡献应予积极阐释,其本土化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

不同行为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

梳理了在全球卫生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融合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中不同行为体以制定国家全球卫生战略、发展国际组织外交等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归纳不同行为体全球卫生治理路径的内在特点。提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多边与双边机制应尊重基本相同的价值理念,明确自身定位,确定与本国发展需要关系密切的优先领域;以非传统捐助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善于利用多边与双边机制,重视加强自身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面临的挑战分析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有权威性与普遍性的机构,在促进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引领者、协调人、保证人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总的来说,具有中心地位。通过考察在非典疫情、埃博拉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贡献,可以看到该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权威方面的有限性,以及影响其运作成效的制约因素。尽管全球卫生治理在传统意义上属于“低级政治”领域,但疫情自身的特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以及各国的现实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是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利益考量和大国间的政治博弈是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的政策及其互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规范倡导与危机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效用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倡导涉及卫生与健康问题的国际规范方面表现得较为成功,而其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卫组织为何会在面对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不同类型问题时,其治理能力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本文旨在结合关于认知共同体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指出世卫组织在功能上同认知共同体相似,即主要依靠自身专业知识,通过说服机制塑造国家间共识,进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有效开展。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作为全球治理中的规范倡导者,世卫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健康权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保障公民健康权作为一种全球性规范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是在面对诸如COVID-19这种突发性危机时,世卫组织在协调各国抗疫行动、引导各国政府有效应对疫情方面则不是很成功。本文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认知共同体的内在特性,即它是通过向各国提供专业知识而非强制手段来促使国家之间实现政策协调。在面对长期性和规范性问题时,世卫组织可以较有效地利用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论据进行说服,推动各国就相关问题形成共识。但是在面对突发性的、需要做出迅速反应的危机时,这种通过说服塑造共识的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

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人人享有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全球卫生治理的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人享有健康"。目前,全球卫生治理面临诸多重大挑战,如治理主体众多但目标不一致导致领导权威难以确立,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制使跨国集体行动的达成存在一定困难,各国对公共卫生事项设置的优先顺序存在分歧,全球卫生资金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均,全球卫生治理严重缺乏国际协调,全球卫生治理基本框架尚未完全形成等。为了应对挑战,建议深化全球卫生改革,提高全球卫生治理的能力与效率;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必须审思与重构自身卫生法律与政策,把重点放在促进卫生公平而非提高经济竞争力上;各国政府必须重点关注民生和民权,重视非卫生领域政策与卫生政策的协调,从根本上改善健康的决定因素;增加全球卫生治理的透明度、建立新型问责制,增强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在全球层面构建全球卫生治理基本框架,增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序性。

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与全球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形成叠加效应。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当地人民的困难,为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争取时间、提供条件。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启动了多项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国际抗疫合作与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提出,团结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全球卫生法:全球卫生治理的新趋势

全球化对全球人口的健康产生了深刻影响。疾病全球化呼吁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化。全球卫生治理与传统的国际卫生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区别。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是让全世界人民获得可能的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人人享有健康的美好理想只有通过全球卫生"善治"才能实现。而实现全球卫生"善治"的主要机制是国际卫生法。为了适应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从国际治理走向全球治理的转变,国际卫生法必然向着全球卫生法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