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在地化视域下徽州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

中国文化符号在“走出去”战略下,一直重视传统文化符号和全国性文化符号的呈现,而具有稀缺性、具象化、地方性的文化符号的国际化亮相有待被重视,以建构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徽州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本,具有本土化、全球化的现实价值。在全球在地化视野中推动徽州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其实践基础是提炼具有典范性、连续性、通约性的徽州文化符号;实践策略是以智能传播赋能多主体创作,以精准传播实现跨国别定制,以游戏传播创新跨文本叙事。

数字全球在地化:平台时代影视产业国际传播趋势探研

当前,影视产业已成为国际传播提质增效的重点领域。在数字平台介入下,全球影视产业的流媒体转型正在发生,并从传统的中心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兼容不同国家文化特点、不同媒介平台属性的数字全球在地化模式。该模式在创作理念上强调全球共通价值与各国文化特性的整合,在制作体系上注重基于平台的跨国协作生产,在产品分发上通过数字平台面向不同国家精准传播,在反馈互动及衍生消费上根据受众需求实现在地化创新。基于数字平台的影视产业形构出可供多元文化协商共生的“第三方文化空间”,日益表现出赋能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充分潜力。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盟国家华人华侨谱牒文化的全球在地化研究

以东盟国家华人华侨谱牒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全球在地化理论基本分析框架“特殊性空间”、“寻找基本教义”、“存心怀旧”和“在地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东盟国家华人华侨通过谱牒这一重要载体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将谱牒文化嵌入到东盟当地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中,对谱牒文化进行文化再生产,中国的谱牒文化与东盟国家实现和合共生。中国-东盟谱牒文化的建设与推广、延续与传承,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在地化下的语言治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并行发展及双向互动,全球在地化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全球在地化下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流动打破了全球、区域和地方的界限,以语言差异为标志的身份认同边界面临重构,跨境语言治理的理念与手段也面临挑战,需在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多主体平等参与的横向治理的平衡中寻求出路的同时,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彰显平等、和谐、多元的治理理念和艺术追求。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东盟处于在英语和本土语言竞争、殖民历史痕迹和文化自主意识并行、全球与地方的交织互动之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在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语言治理现状与政策的基础上,以语言治理为抓手,增强我国语言治理的议程设置能力,完善语言治理机制平台,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的传播。

全球在地化认同与外语学习的文化资本投资——一项基于西南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外语学习与语言使用现状为期一年的调研,聚焦于全球在地化认同(glocal identity)与少数民族青少年外语学习实践,研究表明即使地处中国西南中小城市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其全球在地化认同已经形成,外语学习凸显了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当学习者身份及其族群文化实践在课堂中得到支持时,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明显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即使深深认同本民族母语文化,也不影响他们对国家通用语、英语等语言的认同。引导多语教育,也能够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在地化: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全球在地化: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视角全球化的出现深刻改变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虽然每个国家面对的问题各有差异、情境也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已经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被深深嵌入到全球的版图之中。因此,独善其身而置身全球之外已经不再可能,只有通过交流、协商、合作才能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全球在地化到地方全球化: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个跨越边界的、去距离化的媒介环境。正是在“地域性”与“全球性”双重力量作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在地化向超地域化动态演变的发展状况。面对“全球-地方”博弈下地方性知识情感消解、现代化发展阻滞等问题,通过多方赋权、跨界融合、在线赋能等手段,实现非遗在网络空间中的互生互塑与深度融合,成为行之有效的传承发展之道。全球在地化向在地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非遗实现了现代语境下的重新阐释与活态表达,并通过网络媒介对地方文化进行了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拓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在地化背景下文化遗产地游客的酒吧消费体验研究

作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热点问题,全球在地化在宏观理论体系研究中备受关注,但全球在地化的落地与实现需要个体的实践,因此,针对微观层面全球在地化实践者的研究势在必行。文章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凤凰古城为例,通过对游客在酒吧消费的点评文本进行质性分析,揭示文化遗产地游客酒吧消费全球在地化体验的维度和特征。研究发现,产品、感官、自我、人际、氛围和地方构成了文化遗产地游客酒吧消费全球在地化体验的六大维度,其特征表现为:一是个体的感知与自我反思。作为酒吧全球在地化使用者和参与者的游客在产品维度的激发下,以感官维度为媒介,形成以听觉和味觉为主的全球在地化自我反思与解放体验。二是个体与群体的想象与实践。游客个体与全球在地化缔造者和引入者的酒吧经营者群体在人际互动中,模糊了人际维度的本地与外地身份界限,体验了氛围维度下的"洋-中"文化杂糅范式,解读了地方维度下的现代-乡土想象与实践,从而实现游客和经营者对文化遗产地酒吧全球化的"异域风情"与本土化的"家园"或"社区"的共同想象与实践体验。研究丰富了微观层面全球在地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对理解文化遗产地全球化消费空间的本土化有一定借鉴意义。

全球在地化、事件与当代北欧生态文学批评

生态意义上的全球在地化其实就是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这引出两个话题,一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地的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将全球化与环境的议题在地化?这可以从北欧生态文学的全球在地化获得一些答案。山妖是北欧文学的一个神话原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重写山妖的虚构作品,如瑞典的《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芬兰的《山妖:一个爱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山妖被用来构建新故事,生成了全新的文学话语。《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启示人们,一个人的动物本能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山妖:一个爱的故事》以后现代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讲述山妖故事,影射生活在都市中的动物境况。这部芬兰语小说启发人们,动物性其实是人类的一个话语建构,文明和自然的划分是人为的而非本质性的。北欧山妖叙事的破旧立新,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也深深打上了北欧文化的印记,反映了全球在地化的文化特点。

神圣与世俗:茶文化全球在地化的两种向度

中华茶文化全球在地化呈现出“神圣化”和“世俗化”两种主要向度:以日本为代表的近邻国家受到中华文化体系影响,重视“茶人”关系下的个体精神体验,呈现出茶仪、茶礼、茶道等神圣化向度;以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发端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上茶叶贸易,强调茶的食用、药用和商用价值,呈现畅销品、神药、战略物资等世俗化向度。本文通过对早期茶文化自东向西传播的整体性梳理,认为茶文化全球化经历了从草药热饮向海上贸易畅销品、东方神药、身份符号等多重面相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茶文化通过对西方各国本土文化的吸纳、调适和融通,完成了自我更新的在地化建构。

“全球视野”下的民族舞蹈和世界舞蹈——兼谈中国舞蹈艺术的审美文化观

20世纪以来,以舞台演绎形态出现的中国各类舞蹈和舞剧都呈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混融,所不同在于主体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不同强调。从“渊源差异”角度,中国舞蹈可分为民族舞蹈与世界性舞蹈。从“时代性质”角度,当代中国应跳脱“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两者的关系既体现为差异性,也可以有相融、互通、互补的因素。在自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舞蹈文化的过程中,既需要回望并重新发现“传统”,也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讲好中国故事”。

全球在地化风潮中高职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

一、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和在地化”在城市环境中已表现得非常广泛。“设计全球在地化”就是中国文化如何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化的表现手法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来表达中国文化的魂。早在18世纪，上海就出现了明显的设计风格与文化交融的现象，让“在地化”与“本土化”设计出现新的激烈碰撞。这种现象既促进了中国设计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国现代设计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全球在地化风潮中高职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和在地化①”在城市环境中已表现得非常广泛。“设计全球在地化”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如何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化的表现手法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来表达中国文化的魂。早在18世纪,上海就出现了明显的设计风格与文化交融的现象,让“在地化”与“本土化”设计出现新的激烈碰撞。这种现象既促进了中国设计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国现代设计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质态,是应用新技术、催生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孕育新价值、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突破价值链低端嵌入和低端锁定困境、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抓手,也能够促进国内价值链深化,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两条价值环流良性互动。本文丰富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理清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逻辑机理,探讨挖掘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推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致力于提升中国对整个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加快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新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阵地,以未来产业为策源地,发挥高素质人才的主力军作用,通过实现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途径推进全球价值链攀升。新质生产力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以构建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协同提升为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培育国内价值链的竞争力;以绿色生产力与数字生产力双轮驱动为新动能,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部门结合为着力点,发挥有效市场的促进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以人才引培制度与“链长制”为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面对当前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跃迁的大趋势,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加快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把握新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并确保产业链安全韧性,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对中国抢抓全球价值链重塑契机下更深层次地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球火山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强震活动趋势的指示

基于史密森学会火山目录分析了全球火山活动的时空特征,并结合中国地震台网目录讨论了火山活动对全球和中国大陆强震活动趋势的指示意义。结果显示:①全球火山活动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百年周期特征,且百年周期内火山活动和M≥8.0大震之间存在着频次准同步和能量互补现象;②中国大陆1955年前后强震活动状态的变化可能与同期全球火山活动状态变化密切相关,且二者可能受控于百年周期内地球内部能量积累与释放的状态变化;③2022年汤加火山的剧烈喷发意味着地球内部能量仍在持续释放。结合全球M8地震和中国大陆M7浅源地震的活动特征,认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及中国大陆的大震活动状态可能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相似。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全球气候指标、气候影响驱动因子与全球变暖

在地球系统气候变化研究中,经常考虑全球气候指标,在研究气候影响时,经常用到气候影响驱动因子[1-2],本文简述全球气候指标和气候影响驱动因子,并给出它们与全球变暖和人类强迫的关系。1全球气候指标在气候研究中,使用了许多指标来表征和量化由于自然变化或由于系统的长期变化而发生的气候现象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980—2020年全球重大洪灾时空特征探析

为充分理解全球洪涝灾害的时空演变规律,基于长时间序列全球历史洪灾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在不同空间尺度和年代际、年际的时间尺度上,全面分析了1980—2020年重大洪涝灾害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全球洪灾次数在21世纪前10 a达到峰值,死亡和影响人口在1990s达到峰值,累计经济损失在2010s达到峰值,次均经济损失在1990s和2010s最高;②洪灾发生次数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980—2020年期间呈显著上升趋势,每次洪灾造成的人口损失呈现下降趋势;③亚洲洪涝灾害严重,洪灾的发生次数、死亡人数、影响人口及经济损失的累计值分别占全球总数的41%、68%、95%和63%,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多国家的洪灾人口损失呈下降趋势;④全球重大洪灾呈东西向分布,灾害重心有南移趋势,洪灾由集中趋于分散,影响区域逐渐变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