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流动、位置性:张力中的全球史书写

就跳脱传统世界历史研究的容器式思维与方法论民族主义而言,全球史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以全球微观史作为新的研究路径和书写方式,探寻多维历史空间的转换与重构,呈现跨界力量在微观层面的调适与互动过程;二是超越对流动性的痴迷,汲取后殖民主义权力批判的理论资源,深入揭示跨界历史整合进程中的权力背景与扩张机制;三是在对虚构的目的论与本土主义叙事进行批判的同时,处理好“世界”构建的固有位置性。归根结底,三者旨在调适全球史研究的内在张力,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彰显全球史融通宏微、审思流动、从自身出发的学术面向,重构其多元的学术格局。在全球史热潮席卷之时,矫正偏颇理解、完整把握其学术旨趣与意蕴,对张力中的全球史书写而言至关重要。

微观史视角下全球史学术内涵的拓展

全球微观史是在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大背景下,由全球史与微观史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微观史的宏观学术指向和全球史的“地方化”研究趋势是这两个研究领域得以实现学术融合的基础。在研究实践中,引入微观史的研究理念可以拓展全球史的学术视野,助力全球史实现超越欧洲中心论研究范式、认识全球化微观动力和突破同质化研究模式等三大学术目标。

微观史学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兼谈与其他史学路径的关系

以小见大是微观史学的特色。其合理性历经学界的误解和质疑,逐渐被认可。可是,由于当前研究往往就少量微观史作品谈其共性,尚未辨明其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因此对微观史学的概念理解仍显模糊,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争议也没有被澄清。基于对20余项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逻辑剖析,可以分辨出“单子同构”“结构细化”“符号阐释”和“例外反推”四种类型。识别以上差异,有助于更精准地厘清微观史学与“全球微观史”“碎片化”“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的关系。全球微观史关注大空间跨度的文化反差,使个案极具代表性。这不能解决乡村主题微观史的论证可靠性问题,但证明关注冲突是以小见大的最合理思路;所谓“碎片化”的研究必不涉及宏观历史的思考,微观史学能提供更新历史共识的“反例”,有以小见大的意义,可避免成为“碎片”;后现代主义主张放弃整体史观,不抵制虚构,微观史作品则均致力于以小见大,也言出有据,存疑明确,与后现代无关;新文化史关注文化挪用,与大多数微观史类型有论证逻辑的差别,只有“例外反推型”与之契合。明确微观史学的逻辑差异,可以为澄清多重理论误解提供直观参照。

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

人们通常所谓的"大历史"大致有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三种含义。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了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却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结构,擅长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从微观到宏观:历史人类学视角的转变

人类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学：研究领域和微观视角。其中微观视角给历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的问题。本文分别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考察历史人类学如何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野结合起来,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和历史学中的全球微观史都试图通过全球视野来理解地方史,以克服碎片化的问题。

“17世纪普遍危机”中的英国商人塞缪尔·詹克

塞缪尔·詹克是17世纪英国的一名商人,他的日记和信件为我们了解“17世纪普遍危机”中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这些文本由詹克和詹克的家人、朋友、合伙人写成,旨在处理日常生活和商业交易,它们是研究普通人的最佳史料。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的大背景下,身为新教徒的詹克和父亲遭受宗教迫害,不得已从家乡莱伊镇逃往伦敦。詹克走上商人之路,从事汇票交易,开拓与法国和爱尔兰的海外贸易。威廉三世即位后,摆脱宗教迫害的詹克又遭到对法战争的阻隔,无法继续海外贸易,转而在时处“金融革命”的伦敦寻找新商机。最终,詹克摆脱个人危机,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力量的积累。透过全球微观史的视角,詹克从一名地方商人,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视野的海外贸易商。詹克的个人经历象征一种变动和革新,这种危机和机遇共存的特征不仅代表的是他自身,更是17世纪英国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缩影。

19世纪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中国女性

据官方人口调查统计,直至1890年代,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中国女性不足100人,而同期中国男性数量一直超过10000人。按照人们熟悉的从厦门、香港抵达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全球移民模式,来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主要是男性。当她们的丈夫、兄弟和儿子去澳大利亚做劳工、园丁、淘金者、商人和店主时,大多数中国女性留在南方家中。由于中国男性移民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并且很难找到有关中国女性移民的资料记录,目前鲜有澳大利亚殖民时期中国女性移民生活的详细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微观历史传记的方法来揭示她们的生活,从而弥补这种缺憾。本文重点关注4位特殊的女性——阿璞、阿菲、金琳和沈郭,她们于1860年代从香港来到新南威尔士,占1871年殖民地华人女性人口的1/3。通过追溯1860—1880年间这些女性在新南威尔士的经历,本文意图说明在诸如19世纪华人离散的全球背景下,创新方法论在发掘女性这一研究过程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