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的经济效应: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在中美脱钩、新冠疫情冲击等新形势下,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备受各界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研究其动因、趋势等,缺乏对重构影响的定量分析。量化分析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的效应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其带来的影响。文章利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的经济效应进行反事实模拟分析,并进行稳健性分析。文章量化分析中国中低端产业向东盟十国转移、日本和韩国高端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影响,以及中国承担产业转入与转出双重角色时的综合效应,分析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带来的产业层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的影响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中国承接日韩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自身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拉动作用有限;东盟十国承接中国产业的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受益相对较大,其他国家受益相对较小,因产业转移而获得较大受益的国家能够有效抵御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产业关联放大了东亚区域产业链重构的影响。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隐含水体氮排放转移研究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是贸易隐含污染物排放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氮足迹与全球氮循环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水体氮是氮的主要存在形式,主要来自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氮肥生产以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本研究利用全球污染排放数据库,基于2015年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从污染转移总量以及贸易流污染排放强度两方面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全球水体中的氮排放格局的影响。主要结论:(1)水体氮排放量的转移方向与大小与区域距离的远近、农业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水体氮排放转移量较大的贸易流大部分为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向经济次发达区域的污染转移,一些农业资源禀赋程度相似、区域距离较远的区域污染转移量一般较小。一个国家向经济发展程度比自己低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流隐含的污染强度低,向比自己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污染强度高。建议通过农机具援助、技术培训等方式,加快对非洲、亚洲等区域的农业技术转移和扩散,帮助农业生产欠发达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管理水平,降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出口的贸易流中的污染强度。(2)2015年,中国贸易隐含的水体氮污染净进口量为16万t,占到全球水体氮进口的2. 72%,谷物进口大幅增加是产生水体氮净进口的重要原因。大幅增加的进口以及过高的粮食库存不仅给世界带来资源环境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不仅应从产量上关注粮食安全,还要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调整粮食供给结构、种植结构和进出口结构,最大限度的降低因农业生产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基于MRIO模型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格局变动研究

选取了美中德日等7个主要贸易国家,选择EXIOBASE数据库中这7个国家的最新数据,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并分析了这些国家2007-2022年间生产侧、消费侧的碳排放以及国家之间的隐含碳排放流动规模和特征。结果表明:①发展中国家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都显著上升,而发达国家则基本趋于平稳;②发达国家消费侧的人均碳排放量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且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比更高,而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占比更高;③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隐含碳流动总量下降,南北、南南贸易隐含碳流动总量非同步上升,二者差异巨大。

基于出口增加值的中美真实贸易顺差再核算——投入产出框架下的双边贸易核算理论重构

本文在含有异质性部门国家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中进行了双边出口增加值分解理论的重构。运用2018年OECD发布的最新投入产出数据,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两国双边出口中的增加值进行了精准详细的拆分。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年均高估比例超过50%;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低估达到服务贸易直接统计逆差额的两倍以上;将服务贸易纳入中美全局贸易平衡统计后,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收窄27.22%,总顺差额大幅降至1377.15亿美元。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加工贸易部门与非加工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紧密的"转运"关系,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全面落后于美国且竞争力提升缓慢。通过中美之间的真实贸易平衡核算,本文揭示了出口增加值核算理论在贸易统计领域推广的必要性,在中美出口增加值结构比较中发现的差异也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具有借鉴意义。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全球空间关联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研究发现:(1)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前向关联度增加同时,后向关联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考虑到增加值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在自身国际分工率上升同时,对外感应度有了大幅度提升;(2)中国经济在对亚洲地区依赖度下降同时,对北美区域经济依赖度有所上升。具体到国家层面而言,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对美国依存度有所增加,对日本依存度却有所下降;(3)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冲击大多是短期和暂时的,以投资为主的国内最终品生产结构在中等收入阶段将不可持续。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

研究目标:测算关税的累积成本并模拟分析中美加征关税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方法: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效应模型,并利用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表(WIOT)和分行业关税率数据进行测算和加征关税的情景模拟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现行关税体系对中国行业的价格影响大于美国。但中美加征关税,将使得美国的价格水平提高幅度大于中国,进而美国居民的福利损失总体上大于中国。研究创新:将单国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拓展到引入关税的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多角度阐述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并论证价格效应模型与累积关税成本测算框架的一致性。研究价值:提供了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估算关税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的方法,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但在国家之间深入发展,而且延伸至一国之内,形成了国内价值链,尤其是对于地大物博、区域差异较大的中国更为明显。本文在构建嵌入次区域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基础上,拓展了增加值出口和总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对1997、2002和2007年中国各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区域的增加值贸易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总值贸易统计高估了中国各区域的贸易顺差,甚至一些区域出现传统总值国际贸易顺差,而增加值国际贸易逆差的情形。(2)中国内陆区域通过向沿海区域提供中间产品而间接实现增加值出口。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数据一般高估了沿海区域和低估了内陆区域的对外贸易贡献。(3)加入WTO后,中国各区域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快速上升,且沿海区域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高于内陆区域。但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的结构因素各异,内陆区域主要是由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垂直专业化联系加强而导致的,而沿海区域主要是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联系加强而引起的。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机理与演进路径研究:基于生产链长度的分析

文章借鉴Wang等(2017)对生产链长度的定义,构建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链长度分为纯国内、传统贸易和GVC生产链长度,利用2000~2014年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对中国整体产业、三大产业及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机制与演进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是沿路径1演进的,即生产链长度增加,国内和GVC生产链长度都变长,说明中国的国际与国内生产分割呈现互补效应,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产业关联更紧密。同时,中国的GVC生产链长度远远高于传统贸易和纯国内生产链长度,说明中国的生产关联存在"二元结构"。(2)中国的三大产业也是沿着路径1演进的,制造业的生产链长度大于农业和服务业,但农业的生产链增长最快。(3)中国大多数细分行业沿着路径1演进,但有些细分行业出现了国内生产和国际生产的替代效应,沿路径2或3演进,还有些细分行业的国内和GVC生产链同时变短,沿着路径4演进。中国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还要防范大规模产业外迁的风险,避免国际生产与国内生产的替代效应。

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心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包容性研究

中国、美国和德国作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中心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是否具备全球包容性对全球化进程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兼顾效率和公平为基本理念,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个维度诠释了经济增长全球包容性的内涵,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全球包容性测度框架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模型,并进一步对中美德三国经济增长的全球包容性进行评估。本文研究发现:中美德三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溢出规模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增长视角的全球包容性在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高、中、低3种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出增长迅速,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全球包容性得到了增强,而美国和德国经济增长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出有下降趋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缩小世界不同技能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研究期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变化有助于各国获取更多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增加值溢出,但抑制了各国获取美国的增加值溢出。金融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不利于各国共享中美德的经济增长成果。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成为制约收入分配维度全球包容性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阐释了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各国共享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心国发展成果的重要意义,为构建包容性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具体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机制与演进路径研究——基于中美生产链长度的比较

本文构建世界投入产出模型将全球生产链长度分为国内和国际生产链长度，比较中美两国整体、三大产业及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机制与演进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的全球、国内和国际生产链长度均大于美国，两国的国际生产链长度均大于其国内生产链长度。（2）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是沿路径1演进的，即全球生产链、国内和国际生产链都变长。中国有31个细分行业沿路径1演进，7个细分行业沿路径2演进，11个细分行业沿路径3演进，1个行业沿路径4演进。（3）美国整体、三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沿着路径3演进，但美国衣业的全球生产链变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生产链变短。美国有7个细分行业沿路径1演进，18个细分行业沿路径2演进，19个细分行业沿路径3演进，1个细分行业沿路径4演进。因此，中国要防范大规模产业外迁的风险，避免国际生产与国内生产的替代效应。

全球价值链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理论、测度及结构解析

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基于阿明顿需求函数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缺陷日益明显。本文在BJ(2015)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产出、增加值和出口的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拓展到双边出口实际有效汇率新概念和新方法。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IMF和BIS实际有效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低估率达41.71%,且低估程度呈扩大趋势;(2)从价格结构分解来看,增加值名义有效汇率和增加值相对自价格有效汇率共同助推了2005年以来人民币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从区域结构分解来看,美国、日本和欧元区构成部分是人民币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主要因素;(3)双边国家相对实际价格变化是双边出口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主因,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出口实际有效汇率变化总体上呈升值状态,但差异性较大;(4)中国对美国出口实际有效汇率中赋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权重为负,东亚国家的货币贬值不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是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传统有关货币贬值的"以邻为壑"效应失效。

追溯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的碳排放:基于在华和在美外资企业碳排放的比较

文章将在华和在美外资企业放在统一的全球价值链(GVC)框架下,构建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对比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美两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华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和占比都低于在美外资企业;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明显抑制了在华外资企业的碳排放,但在华外资企业的生产结构更高碳了;在华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境外需求,而在美外资企业的碳排放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消费;在华外资企业引致了大量内资企业的碳排放,但在美外资企业引致的碳排放主要存在于外资企业中。为此,中国需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选择性地引进高质量且低碳的FDI,并要重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对碳排放的影响。

垂直专业化与危机中的贸易下滑

本文通过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正常运转,垂直关联并没有放大外生最终需求冲击对全球贸易下滑的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贸易下滑。中间产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远低于最终需求产品贸易,但因权重为2/3,其贡献率较大(49%以上);非垂直专业化值与垂直专业化值的下降幅度基本一致,因后者权重较小,其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率低于28%。进一步比较真实统计数据计算结果表明:一旦供给侧遭到外生冲击,全球生产网络体系遭到破坏,垂直关联中断,将导致中间产品贸易和垂直专业化贸易大幅下降,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大幅下滑。

中国真的承担了更少的碳减排任务吗?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从全球空间——产业关联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贸易碳排放及其动因。研究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前向和后向隐含碳关联度与世界平均水平均呈下降趋势;(2)中国前向隐含碳关联度高于后向,这意味着美国等国家强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有失公允;(3)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降低了前向和后向的碳排放量,而中国最终产品生产效应对其产生了较强的不利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