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价值、路向及特质

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国际组织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其价值理念都呈现出新的转型特征,并直接影响着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行动路向。综合分析,三大国际组织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质:在治理范式上,教育知识生产功用共向彰显;在治理取向上,融合与分离中彰显独特价值;在治理生态上,价值转型与社会思潮相伴而生。

全球教育治理的现实挑战及发展趋势

全球教育治理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为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教育挑战而采取的管理共同教育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全球教育治理既是一种越来越走近我们教育生活和教育现实的教育现象,也是一种越来越走向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议程中心的政策实践,还是一种越来越引起教育学术界关注的理论问题。

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势——《2022全球教育科技报告》要点解读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关键手段。《2022全球教育科技报告》聚焦推动数字化学习领域发展的七大关键趋势,从行业专家视角描摹出数字化学习的现状和未来图景。研究将该报告内容与2021-2023年地平线报告对比,剖析了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变革的核心路径。

我国与世行全球教育治理的政策演变及未来策略

40年来我国与世界银行积极开展全球教育治理,从最初的以资金援助为核心的单向输入,到以金融援助与知识合作为核心的互动交流,至今双方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建立了伙伴战略关系。我国与世界银行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己经从弥补国内教育发展资金不足向吸收利用世界银行智力和知识资源为主转变,从被动的接受向积极参与和影响世界银行决策转变,从单纯的受援方向捐助方和合作方转变。未来我国与世界银行开展全球教育治理,应明确教育属性,践行正确义利观;构建中国标准,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加快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升教育国际话语权;扩大教育公共产品供给,深化国际发展合作。

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及其体系重塑

多边主义以多极关怀的价值目标、多层协同的行为主体、多元张力的治理机制、多样延展的问题领域、多重普惠的治理效果为基本特征,与全球教育治理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能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主要有工具取向、战略取向、制度取向和价值取向四种治理模式,它们相互补充,依次递进,但在全球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一定掣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教育治理需顺应国际权力集团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大势,深入分析全球教育变革的特征和趋势,以承认平等互惠的多元主体、塑造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开拓多样延展的问题场域、建立协商对话的多边机制、实现普惠共生的理想效果为愿景使命,在行动路径上不断顺应多极科学的多边主义战略发展观、坚持多元开放的多边主义协商对话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构建命运共同的多边主义基本价值观、深化精准定位的多边主义历史大局观,进而形塑全球教育治理制度秩序、实现全球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建设全球教育治理科学机制、革新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价值、深化全球教育治理发展格局,增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能力,切实提高全球教育治理的实效性。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以英国培生集团为例

跨国公司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全球领先的教育服务公司,英国培生集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全球教育事务,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与各级政府合作、提供学习支持、创办新型学校、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援助等方式,培生集团彰显了私人部门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培生集团以负责任的教育公司形象灵活应对全球教育变革,利用战略合作的方式广泛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但与政府部门等国家行为体相比,培生集团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方式并不固定,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的专业性不强,其参与身份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

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策略研究

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价值共识、制度公约和组织协商三个维度。在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呈现出从民间认同到政府认可,从被动参与到标准制定,从松散单一到协作推进的演进特征,并面临三大问题:高等中医药教育的价值尚未形成共识,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国际规则建设滞后,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合力发挥不足。基于此,要通过构建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话语体系,引领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规则制定以及形成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新合力等举措,提升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历程回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的77年中,以会议论坛、发布报告、制定规划、研制成果、传播理念、支持经费、援助技术、协调行动等多种形式,积极引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先后历经以开展扫盲教育为主的“点”的聚焦,以倡导纵贯人一生的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的“线”的延伸,以追求覆盖全体的全民教育为追求的“面”的扩展,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全民终身教育的纵横立体的“体”的交融,这些阶段总体呈现出“点−线−面一体”的教育治理理念与实践轨迹,进而有效地承担和发挥了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思想实验者、能力培养者、标准制定者、合作推动者、信息交流站的角色与功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衍生品:全球教育治理的功利化挑战

PISA衍生品与金融衍生品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已成为国际教育评价发展的重要趋势,正潜移默化地重塑着全球教育治理的图景。其影响体现在用市场经济逻辑替代教育育人规律、PISA参评需求背离国别教育实境需要、教育发展自主性与多样性受阻碍等方面。通过逻辑置换、需求扭曲、价值侵蚀三种演进路径,PISA衍生品正在加深全球教育治理的结构性短视化、去地域化与依附化倾向。面对这样的系统性功利化挑战,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建共治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人文性、包容性与平等性的价值功能,通过国际教育评价模式的革新进而引领释放全球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潜能。

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框架、挑战与变革

新冠疫情、逆全球化浪潮和“人工智能+”推动全球教育治理迈向新的阶段。《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社会契约”的视角。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旨在将教育视为“全球共同利益”,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扩大化、治理客体的动态化、治理规制的协同化、治理目标的原则化、治理效果的多维化等特点。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多元主体参与的“合法性”危机、混乱世界秩序中的客体泛化风险、教育大数据的孤岛阻碍及智能鸿沟、教育治理效果异体问责的实践壁垒、基于教育公共利益的价值认同困境。迈向“社会契约”全球教育治理的变革将探寻“教育法治”的复合型治理规则体系、转向基于教育证据共识的治理范式,推动建立以教育大数据为依托的“云边端”协同机制、在管评分离的基础上强化第三方评估、发展“公众需求”逻辑下的利益共享机制。

全球教育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对国际社会制定“2030教育议程”的回忆

联合国在2015年9月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议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旨在推动全球在以后的15年内实现三个史无前例的目标−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与不公正、抑制气候变化。其中第4个目标(SDG4)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这个目标及其涵盖的7个具体目标与3个实施方式,被国际教育界称为“2030教育议程”。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就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组织了堪称联合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次集体磋商。笔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负责教育的助理总干事亲身参与并主导了“可持续发展目标4(教育)”的全球磋商,最终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了共识,其过程堪称制定国际规则的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也可以说是全球教育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本文介绍了国际社会制定这个全球教育发展目标的来龙去脉,记述了磋商过程中各利益攸关方在台前幕后的博弈与妥协。希望这些史料帮助我国教育界对“2030教育议程”有较全面的理解,对全球教育治理体系运作方式有进一步的认识。

后疫情时代教育公平面临的困境、潜在挑战与对策纾解——UNESCO《全球教育危机——复苏之路》报告解读与思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提升全球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公平伟大蓝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调研收集全球30多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联合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布了《全球教育危机——复苏之路》报告。报告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学习的影响,科学评估了疫情暴发后学生的学习损失;报告指出,疫情正在加剧学习和其他方面不平等现象,并对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差异进行了对比;报告建议,各国应创造更具弹性的系统以应对危机。通过对报告的内容和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教育公平面临三个困境:新冠病毒变异株持续影响学校教育;学生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学习保障;政府应对乏力,尚无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基于此,各国应从两个方面应对未来的潜在挑战:一方面,其他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暴发;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峻。

“一带一路”十周年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全面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创新理念引领、增进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国际教育援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面前,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也面临单边主义价值冲击、治理机制保障尚不完善、治理能力不足等挑战。展望未来,中国要从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全球教育治理理念共识;统筹多元主体力量,推动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变革;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三方面着手,助推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迈向新台阶。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动因、路径与挑战

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行为体之一,跨国公司对推动全球教育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发挥其独特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这既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也有助于建立企业的全球价值贡献形象。在参与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捐助商”“共建方”“设计师”“营造家”及“创新者”角色,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建设教育项目、开展教育活动、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教育创新。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其自身缺乏一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追求社会责任时伴随着利益矛盾等。文章通过对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动因、路径、现状分析,为中国企业助力全球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世界文化理论:全球教育研究的一种理论探析

随着全球化推进,比较教育逐渐关注到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形成了不同的全球教育研究的理论观点。作为全球教育研究理论之一,世界文化理论将全球教育的趋同性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并探索这种趋同性背后世界社会所存在的共同文化何以重塑全球教育的同质化现象。其中,新制度主义为解释全球教育同质化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学的实证主义为全球教育研究的运用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在强调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时代,世界文化理论需要比较教育进行全球教育研究时更加重视同一性的寻求、关注各国共同文化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运用。但世界文化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在本体论上存在“同”与“异”关系的失衡,在认识论上试图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在方法论上存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的误差。为扩展比较教育开展全球教育研究的适用性,对世界文化理论提出改进方案:一是深化比较教育开展全球教育研究的多元性;二是将阐释征兆与认同征兆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考察;三是改造世界文化理论的绝对化假设并融入新的方法论。

全球教育秩序重塑中比较教育研究的伦理品格——他者性伦理学的观照

全球秩序转型必将带动全球教育秩序的重塑,同时也召唤着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式革新。列维纳斯的他者性伦理学展露了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伦理属性,预示着比较教育研究者认知的伦理深化,提供了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全球教育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教育治理和新教育社会契约等三方面映现了比较教育研究的伦理品格,这显著表征为以伦理理性超越工具理性、以为他主体超越为我主体、以全球共同繁荣超越民族国家、以神圣责任超越后天约定的四重姿态。为此,构建比较教育学术共生体,奠定比较教育研究伦理基础;形塑比较教育承认对话性,造就比较教育研究对话模式;提升比较教育反思实践力,落实比较教育研究他者理想是实现比较教育研究伦理品格的应然路径。

美国全球教育教师职前培养计划之探究——以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例

全球教育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贯穿于课程的一个教育维度。随着全球化已经渗入到世界各个角落,全球教育也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而教师就成为实施全球教育的关键所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培养全球教育教师方面开拓创新,为职前教师提供获取跨文化经验的机会,并成立了专业发展学校网络来帮助职前教师获取教学经验。

以人为本: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教育——2016-2022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专题述评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自2016年开始对联合国提出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以及其他和教育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共发布5份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这份报告具有全球性、权威性、及时性,不仅动态反映各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情况,还对全球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予以及时关注,每年围绕不同主题展开专题讨论。对《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专题部分的梳理,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全球教育发展态势,对我国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及成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教育问题愈加关注和重视,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作为一股新兴力量,通过会议、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教育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全民教育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