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基础性难题、路径分化与前景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涵盖数字主权与安全、数据流动与应用、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跨境传输与交付、设施与设备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标准、人工智能治理等诸多问题,关系国家、企业、个人参与全球数字市场和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利和义务。面对信任缺乏和数字鸿沟等基础性难题,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路径呈现碎片化和分化态势。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构建应当坚持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原则的共识日渐形成,为打造融合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坚定不移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是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发展首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北京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首善标准先行示范,通过打造标杆政策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丰富数字化落地场景、举办数字经济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北京市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进一步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融合发展机理与实践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北京“五子”联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战略目标、生产要素、产业发展、协同治理等层面分析二者融合发展的特点,并从顶层设计与目标协同联动、要素融合机制、产业融合深度、治理融合路径等方面分析二者融合发展有待加强之处。研究发现,未来仍需在顶层设计与目标协同联动、要素融合机制、产业融合深度、治理融合路径等方面探寻新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高二者融合发展效能。

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机遇与挑战

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北京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目前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面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向新台阶、数字经济新基建加速推进、城市发展空间场景加速重塑三大发展机遇,同时面临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难、国际领先企业培育不足、领军人才团队培育供给难、统筹发展和安全双目标实现难等挑战。北京未来应当通过全力集聚创新要素和创新网络、全面扩大数字经济新场景应用、全方位强化创新示范引领作用、加速推进数字化流通要素贯通,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因素,当前各国纷纷加强数字化转型力度以提升自身实力。中国如何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找到合适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结合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分析我国数字化转型问题上,提出转型升级路径,以期为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参考。

长三角建设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的战略思考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高地,长三角数字经济实力雄厚、数字技术创新领先、数据资源丰富、数字产业生态优良,具有建设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的综合优势。进入新时代,长三角应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双轮驱动”、地方特色和区域协同“和弦共振”,着力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数据要素视角下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未来展望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国围绕数据资源的博弈正在日益加剧,在数字化与城市产业发展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城市进入了向数字经济快速转型的新阶段,并形成以城市为核心的跨国数据资源枢纽节点。为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性高速发展、保持数字竞争力不断增强,亟待依托已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通过建设数字贸易试验区、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和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等,完善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将北京打造成数字经济先导区、高端产业聚集区,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升其在全球数字地缘版图中的核心竞争力。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缓解贫困吗?

本文采用2013-2021年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一国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在减贫方面具有普惠性,无论是在老龄化高的国家还是老龄化低的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包容性在数字经济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路径探讨

本文首先全面分析了北京市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包括数字经济规模和质量的稳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技术创新与人才引进、产业数字化的稳步推进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困境与挑战,如数据要素市场活力有待提升、相关制度函待创新与改革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不足和层次结构有待优化。最后,本文展望了北京数字经济建设的未来方向,包括推进价值创造导向下的企业转型与拓展、扩大数字经济新体验与场景应用、打造国际化的数字环境等策略等。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数字化变革加速,跨境流动“数据”成为数字贸易发展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载体。然而,数据安全与数字贸易壁垒相互强化,影响了全球数字贸易开放进程。从制度型开放视角对数字贸易开放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数字贸易开放的内涵范畴应包括:数字技术溢出、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放开和数字空间治理。基于此,结合中国数据安全评估制度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港)等开放平台的试验探索,对数字贸易开放安全评估路径、数据“全周期”安全管理机制,以及试点对接隐私和安全类高标准规则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进行了梳理归纳,同时也指出了正在面临的企业合规成本增加等问题挑战。建议统筹开放与安全,以高质量实施自贸区(港)提升战略为契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加强数字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办法和数据出境合规渠道,逐步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协调互促格局。

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国家对外贸易与融资--基于RCEP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壁垒。随着科学与技术水平的不断上升,RCEP成员国中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与产品标准也随之提高,由此带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贸易壁垒机制下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0—2021年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RCEP成员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我国对接DEPA国际高标准数字经济规则之进路研究——以参与和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为视角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专门数字经济协定,其倡导的开放、合作、普惠的数字经济发展取向与我国秉承的理念基本一致。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其他区域贸易协定比较研究发现,DEPA在协定形式、框架、内容、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优势,在规则适用上更具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为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安排提供了模板范例。对接DEPA国际高标准数字经济规则,将能够帮助我国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法规,激发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活力。未来,我国应在立足于自身国情的基础上,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积极作为,加快推进与DEPA的规则对接,积极抢占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高点,构建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增强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

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样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北京把握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一契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首都贡献。

数字丝绸之路下中国—中东欧数字经济合作的多元基石与路径探索

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桥梁,中东欧国家在数字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中国—中东欧数字经济合作,是促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举措。当前,中东欧国家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困境,包括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数字鸿沟问题明显及数字化转型困难等,这一现状既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上面临的挑战,也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本文分析发现,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数字政策理念、跨境电商市场等方面存在多元合作基础。双方应在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和资源,加强多元合作,共同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基于TIMG指数的特征事实

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准确度量是制定合理战略政策的前提。面对跨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已有指数并不能达成统一结论,且无法兼顾时空范围。本文尝试从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构建TIMG指数,测度2013~2019年全球108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本文研究发现:第一,2013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主要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治理提升所推动;第二,北美、亚太和西欧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美国、新加坡、日本等是数字经济指数排名前三的国家,但其在具体的数字经济竞争优势上存在差异;第三,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各国(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近年来,不同收入国家(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收敛。与其他国内外数字经济指数相比,本文编制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不仅能体现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方面存在的优势,也能客观反映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视域下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北京市自2021年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以来,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回顾了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总结了目前北京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存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核心人才缺乏、管理体制不适应、数据要素制度不完善等突出困难。为进一步推动北京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可从培育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核心技术基础研究、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培育和引进数字经济人才等方面发力,推动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要素构成、机制分析与难点突破

在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持续冲击、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却保持蓬勃发展势态,基于互联网及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数字鸿沟、平台垄断和跨境数据流动等问题日益超越传统全球经济治理边界,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关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对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原则、主体、客体、方式、目标以及运行机制的分析,认为传统治理机制难以适应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正在形成以区域多边协定为载体、二十国集团(G20)为中心,并向周边辐射的“联盟—网络”治理结构。随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未来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与对象都将趋于多元化,构建统一、包容、共享、互惠的新秩序应当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

数字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历经三次产业中心转移,已形成全球分工明确及高度专业化,空间聚集,高投入、高技术、高利润、强垄断的产业特征,但是也存在寡头企业垄断、地理集中度过高、产业短期调整弹性低等安全风险。我国虽然是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最大消费市场,但面临产业供需失衡、自主研发能力弱、人才短缺等现状,应基于集成电路产业特征实现安全可持续发展。

生产区域化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经济全球化重构

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历史及其现状特质的把握,文章认为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各种论辩与预测中,区域化相比主权化和阵营化等更具合理性。但生产区域化是更准确的提法,这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凸显的趋势,这种趋势发生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疫情冲击将加速生产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非诱发其产生。生产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数字鸿沟和数字机遇并存。在此过程中,全球化治理改革是确保合理的生产区域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它必须对全球正义运动所关注的议题、发达国家过度负债导致的全球化机制扭曲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等做出积极的回应。中国更应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既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也以数字经济全球化提升中国在生产区域化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