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政治的碎片化:一种制度结构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该进程中存在的困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文章详细梳理并分析了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认为以UNFCCC、京都机制和《巴黎协定》为主导的机制复合体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即持续的规则创设及其合法化过程导致的国际制度"臃肿",表现为:利益碎片化与群体化、联合国气候机制的碎片化、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国际环境制度重叠之碎片化、气候与其他非环境国际制度重叠之碎片化。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碎片化全球气候政治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和合作,从而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实现。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一项研究议程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该进程中存在的困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详细梳理并分析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之后,认为全球气候政治经由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逐步演化为群体化态势。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实现。

全球气候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欧变局、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而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行动履约难题。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国家群体化、新兴大国主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则重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合作,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伞形国家”:全球气候治理的“麻烦制造者”

“伞形国家”群体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由于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战略偏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伞形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长期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对“伞形国家”的气候政治生态进行历史回溯和比较分析,有助于从根源上深度思考全球气候治理何以失灵。全球气候政治的矛盾焦点,很大程度上亦外化为“‘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之气候政治权力之争。

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巴西与南非——历史进程、变化动因与身份选择

近年来,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有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善治。笔者对巴西、南非的气候政治变化历程、动因及群体身份选择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两国的气候政治立场逐步转向积极主动,且偏向基础四国气候政治联合,通过“抱团打拼”以尽可能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英国退欧叙事情境下的气候政治

英国退欧无疑是全球化及区域化进程中的逆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和欧盟气候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冲击。退欧之后的英国,将在内向化发展尤其是英国国内生态建设和气候变化治理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对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和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当前应加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发挥新兴大国群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中国气候外交,应审慎应对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分化重组之挑战。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气候治理创新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仍面临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挑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寻求全球气候治理创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可从国内和国际层面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现实启迪,探索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追踪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沿动态,尤其是结合《巴黎协定》之后的全球气候政治新变化,思考中国气候外交应对。从问题导向出发,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是一种相对混沌和失序的状态,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应依托具体的议题。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嵌入全球气候治理分析,可深化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知,同时也助益于全球气候治理创新。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新质生产力赋能碳中和全球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已进入碳中和时期,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产业变革、资源配置三大要素赋能碳中和全球治理。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碳中和全球治理保驾护航,新质生产力指向的新型生态现代化模式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同频共振。在国际社会,现有的国际技术合作机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创新效能的重要路径,技术贸易自由化为新质生产力外溢至全球经贸市场提供可能,新质生产力的外溢将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参与碳中和全球治理,推动碳中和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公平公正。当前,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呈稳健发展态势,在全球亦能获得长期技术支撑,持续赋能碳中和全球治理。不过,绿色金融与国际低碳标准或可能成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碳中和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新质生产力对碳中和进程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有待实践检验。

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

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主权民族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全球气候政治的"南北两极",使全球气候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失灵。新兴大国群体化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该群体"抱团打拼"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政治难题的化解和新兴大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思考及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启迪,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方面的讨论则较为偏向个案分析。综观现有研究,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霸权之后：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兴起--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例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非孤立的国际现象,而是全球气候政治系统进程的某种必然倒退。从全球政治结构层面看,后冷战时代以来有关体系变迁和权力转移所带来的挑战从未消停,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新旧交替也仍未完成;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退出《巴黎协定》是2001年以来美国气候政治的某种"复古",其内外战略也呈现相应变化,但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外交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特朗普政府引发的全球气候政治新动态,其国内外反馈各异,但中国气候外交仍应坚持原则、避免冒进,谨防"中国责任论"陷阱,妥善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