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以文化融合为分析视角

当今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愈发多样化,全球治理进入关键期。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保障多样化的治理需求,世界亟需新的全球治理观来弥合分歧和凝聚共识。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反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关系理性主义治理观应运而生。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中国的关系性思维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思维文化的精髓,推动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和全球治理的变革,即从人类整体本位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从规则治理走向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从多边治理走向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从区域治理走向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实现全球治理观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包容性的全球治理观,这关系到全球治理的成败。

全球治理视角下“双碳”人才培养机制——基于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职员的数据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亟须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聚焦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对其职员的素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碳”类国际组织对于较低级别职员的发展有较高的期望,体现在选拔、绩效考核和晋升等多个环节。基于此,在“双碳”人才培养方面,需要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体系、建设交叉学科专业、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高校、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协同联动,才能推进“双碳”人才高质量发展。

从大国协调到全球性机制: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的关键是对大模型进行科学分类。大模型可以分为超大模型和一般模型。对于超大模型的治理,可以参考核武器治理的思路,重点是实现超大模型的有限发展和不扩散。对于一般模型而言,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发挥其对各国生产力的推动效应。一般模型的治理关键是对风险进行定价。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全球治理,不仅要充分发挥传统机制的作用,还需要构建新的专门性国际机制,努力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机制复合体。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内涵、问题与策略

体育统筹协调能力是体育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需要对体育统筹协调能力有清晰认识。在体育全球治理视域下对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内涵进行分析,对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现状进行审视。研究认为,体育统筹协调能力包含体育统筹规划能力和体育协调合作能力。我国体育统筹规划能力存在体育全球治理目标表达不清晰、体育全球治理资源配置不合理、体育全球治理目标执行能力不足等问题;体育协调合作能力存在与国际共同利益群体凝聚力不足、在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较低以及国内多元治理主体与资源协调不畅等问题。据此,提出我国体育统筹协调能力的具体提升策略:明确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目标,倡导文化多元共享理念;借助“一带一路”积累国际体育资源,优化国内资源配置;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完善监督机制;搭建多边平台加强沟通合作;培养和输送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增强国际影响力;设立专职体育协调部门或机制。

地月空间全球治理规则框架构成要素研究

地月空间全球治理规则框架是构建地月空间治理规则体系的顶层指导,是争夺地月空间治理规则制定主导权的“先手棋”和关键所在,其构成要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政府间国际组织、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机构间和非政府3类不同平台的地月空间治理规则制定现状进行了综述,对《月球协定》《阿尔忒弥斯协定》等6个相关规则框架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涵盖4项基本原则和9类具体规则的地月空间全球治理规则框架构成要素,并给出了后续工作建议。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困境与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研究对象,在体育全球治理视阈下,明确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影响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因素,依据该因素找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存在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对策。目的是通过提升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内涵包括议题框定能力、属性叙事能力、平台搭建能力、受众掌控能力;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面临着话语制高点被西方占据,议题框定主体较为单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缺位,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数字媒体平台搭建遇阻,对外交往布局尚待铺开;有的放矢融通中外不足,体育全球治理人才缺失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要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意识,探寻中外共享议题共识;建构本土体育话语体系,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打造多种旗舰媒体平台,拓宽体育对外交往布局;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公众,培养体育全球治理人才。

全球治理的“内卷式”困境与中国的作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逐渐陷入困境,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中各类制度、规则广泛建立。现有研究解释不了全球治理失效但各类制度、规则又不断建立的现象。通过引入“内卷”概念,并分析全球治理“量的增长”与“质的停滞”的情形,可以将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称为“内卷式”困境,即全球治理中制度、规则数量的增长并未带来全球治理质的提升。究其原因,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反映可以解释这种“内卷式”困境,包括国家内部的矛盾性引发对全球治理的质疑、国家主义阻碍了全球治理向全球主义的升级、大国竞争削弱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性等。面对全球治理的“内卷式”困境,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区域治理发展,减少因大国竞争造成制度、规则间的不一致,为推动全球治理质的提升而贡献力量。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关键议题

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布局已深嵌于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开创了国际交往新格局,彰显了开放包容、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等全球治理新特征。为推动实现“共建美好世界新愿景”,中国需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从战略、制度及行为体系等多维度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基于当前全球传播新生态与全球治理新愿景,中国国际传播关键议题需覆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冲突问题与治理、文明交流互鉴新形态及AIGC契机与隐忧等四重面向;中国国际传播可在区域国别传播、公共外交、文化传播、智能传播等方面着力提升效能。

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的特征、趋势与变革之路

置身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复杂。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需求增加,希冀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治理机构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下大国竞争常态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中国只有深刻把握国际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自立自强、做好自己的事情,又积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中国智慧,才能联合国际社会一切积极力量在动荡变革中育先机、开新局。

主场外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探索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赤字增加、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责任和要求。近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基于自身国内治理经验提出了大量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既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力地塑造了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又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变革,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强大动力。究其原因,主场外交通过进行信号传递,展示自身理念;编织合作网络,增强动员能力;理顺工作机制,提升地方城市治理能力等方式,实现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内外联动。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全球治理与中非合作:逻辑动因、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

当今世界变局正处于关键时刻,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西方文明深陷发展悖论,“全球南方”自立自强且反对霸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追求建立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美西方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歧视根深蒂固,以“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理性主义”等名义将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化,并试图一直维持不公正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刻不容缓。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全球南方”,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平合理方向改革的重要力量。中非合作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需求。中非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改革中存在广泛合作,产生多重正面效应。中非合作将继续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际,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方式展开共建:一是以合作共赢代替依附型中心—边缘结构的丛林法则;二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的同时让沿线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三是以投资和贸易为切入点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四是以“五通”为中心全方位扩大同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五是以国内产业升级强化主导性影响确保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出中国应对“世界之问”的顶层设计、跨领域合作和全方位发展等特征。不同于以往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以战争方式,而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着力缓解及解决“四大赤字”,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世界的共建目标,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已有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难以刻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全貌,本文从主体、机制双重视角的实践梳理勾勒出其当前进展与特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多方主体主导向多边主体主导的演化进程,且形成了以原则理念、技术方案、工作项目、平台机构四项核心机制并行的主要特征,但仍然存在三方面治理赤字:由于治理过程开放性和责任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性赤字、由于治理成果的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公正性赤字、由于治理效能难执行与错位问题导致的有效性赤字。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性合作”理念有助于打开新的改革空间,其要求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强调利益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但又相互依赖的独立决策主体间的关系策略,能够兼具敏捷性与“硬约束”特征,而这三点有助于回应当前进程中的治理赤字。未来,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引发的治理挑战,更应关注围绕技术演化而动态发展的国际关系,以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基于数据主权视角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挑战、导向与路径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深度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在全球范围的流通和使用催生出了全球数据治理问题。各国在处理数据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数据主权观念,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主权定义。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美国、欧盟、中国等纷纷在数据主权保护领域开展了探索。而全球范围内数据治理机制的缺失给全球数据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作为公共管理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领域,如何构建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一系统性工程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合法性、有效性和适应性角度探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治理机制的构建问题符合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要求。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本文认为世界各国和其他治理主体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大国协调治理机制建设,引入多元合作机制,探索数据治理领域的“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探索“以数据治理数据”的路径等。

全球治理赤字与治理体系新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压力、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新旧风险并存、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负面外溢效应渐显等各类全球性问题叠加,迟滞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加剧了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为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对抗外部风险的内部韧性,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生成式AI大模型的全球治理方案: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AI)大模型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风险和矛盾,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数字霸权地位,迫切需要提出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予以应对。欧盟作为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引领者,在维护数字时代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生成式AI大模型的全球治理方案时应以欧盟《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中的规则为借鉴,尽快明确生成式AI大模型的技术属性,把其纳入DSA中“在线搜索引擎”的范畴,并通过DMA的“守门人”制度防范潜在的垄断风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国际科技竞争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超越——基于资本逻辑的反思与批判

以资本逻辑为理论视域深刻检审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全球治理体系缘起于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尝试救赎的结果。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必然导致自身内嵌着由资本增殖强制所预设的逻辑规定,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资本化与资本全球治理化这两大“治理”逻辑的并驾齐驱。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根本弊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不拒斥资本,又清醒认识到资本的野蛮不纵容资本,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资本,汇聚世界人民力量与赋能全球治理机制规制资本,重塑世界普遍交往共享资本,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资本,成为新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逻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建构性方案,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