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重大科学判断。面对新动荡变革期下世界陷入极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严峻国际形势,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着美西方利益集团的掣肘、全球治理改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的对立、全球治理改革主要行为体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全球治理改革行为体信任赤字的加剧与价值共识的深刻分歧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并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影响力、塑造力和引领力,首先,要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在对外开放中持续提升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此为基础渐进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其次,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用中国价值理念等智识元素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引领,形成中国原创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协调与合作,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持续扩大合作的外溢效应,进而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将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重塑与国际传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既面临严重挑战,也迎来改革创新的新机遇。全球治理改革是重塑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摒弃了以个体利益优先原则、二元对立思维、权力政治治理手段为主要内涵特征的西方的全球治理话语,倡导人类共同体利益和整体主义观念,它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不仅对解决当前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思路,而且也有助于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导性话语,中国应努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尤其要持续完善知识话语体系,积极打造多元协同传播格局,并不断创新国际传播的渠道和方式。

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路径分析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面临着多重复杂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以及扭转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应积极参与现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积极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设进程、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利用机制化的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双碳”目标下全球能源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

随着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高度关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本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设定了实现目标和期限。而全球能源治理中长期存在问题和功能性缺位,使国际社会对全球能源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中,中国可积极发挥自身作用,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以提供能源治理领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助力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和“双碳”目标的实现。通过在价值理念上倡导以合作共赢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在制度机制上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与不断完善,在技术发展上积极推动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与双多边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内卷化视域下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其应对

当前全球治理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全球治理实践总体上矛盾重重,“内卷化”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和分析工具,可以准确描述与透视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有增长而无发展创新的全球治理内卷化在全球治理体系、治理资源投入、治理绩效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全球治理内卷化的诱因很多,其中,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体-对象”“事权-财权”“权力中心-权力外围”等三大结构性矛盾是其主要致因。展望未来,应着力推动全球治理议题去泛化、加快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改革并进一步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切实解决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以改善全球治理状况。

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复杂但清晰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成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主要设计者。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但却是可以说(定义、分析、规划)清晰的。

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及其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全球泛起,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不断涌现弱化了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而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等均成为阻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困扰因素。受自身“政治大国”追求的驱动,同时也基于填补政治空白、开辟中日博弈新疆域以及形成“以外促内”倒逼机制等多方面战略考虑,日本积极参与并试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同时也试图植入“日本式经济治理观”。为此,日本在全球规则制定层面多维度出击,组建日美欧经贸“铁三角”,试图通过小多边合作,引领制定自由贸易新规则;主动引领并积极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安排,做大自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盘与支撑面;构建内外联动机制,为推动及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创新性要素和动力。受此影响,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日本未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将趋于激烈,对此需要从中美日大三角及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审慎应对。

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对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支持与探索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作出重要贡献,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逆全球化,我国将一如既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砖银行、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机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按照新旧国际机制是否共享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可以将国际机制竞争分为挑战性竞争和补充性竞争。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之间在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发展的根本原则和规范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如何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在股权分配、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框架、贷款政策等运营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方面,金砖银行实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属于"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而要帮助金砖国家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愿景,金砖银行需要在累积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发展的新知识、制约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克服新兴经济体"集体行动难题"方面克服三大改革困境。

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助公共产品"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把握当前全球治理呈现的新问题与新特征、全球治理体系在各个层面经历的动态与变数、不同国家对全球各个层面公共产品的"供给—需求差异"以及这两种差异之间的互动匹配过程,进而探讨当前的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在多边层面,全球贸易治理亟需改革和维护;在区域诸边层面,美国在其周边强化"大棒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砥砺前行;在跨区域多边层面,发达经济体向心力日渐式微,新兴市场国家风雨兼程;就创新型合作平台G20而言,它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作用有待强化。面对新问题与新动态,中国需要认清形势,积极斡旋大国关系,借助区域合作缓解外部压力,推动"一带一路"创新跨区域合作治理,进而引领各国在"供给差异"与"需求差异"之间实现良性协调和匹配。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战略诉求与发展思路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世界秩序建设具有积极的独特作用。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旨在发挥政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独特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诉求。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体系,加强和优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运行机制,彰显独特的纽带、渠道和保障功能,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和议题引领能力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三个问题——基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大势所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逆风和回头浪,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提出并全面阐释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在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和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打造重要平台。

国际贸易组织的失败及其对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改革的启示

国际贸易组织(ITO)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未能成功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ITO宪章中提出要实现“平衡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试图将贸易、发展和就业等问题统合在一个多边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治理,重视各国的国内社会需求.ITO失败是因为未能把握好将国际层面的多边主义与各国国内社会目标相结合的程度,这一原因也成为后来全球贸易治理面临的主要难题.ITO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历史对当下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改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如何利用多边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现行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困境表现为:相关机制发展缓慢,治理效果不佳;主权国家承诺意愿较低,集体行动困境凸显;全球治理领导力缺失,美国"脱群现象"频发。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部分西方学者尝试完善全球治理理论,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但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或按层级分解全球治理目标,但治理体系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和"多样化"态势;或以关联的方式合并全球性议题,但相关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降低;或建构涵盖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全球伦理",但其现实效果甚微。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构具有"共同的人类身份"的治理主体,赋予全球治理以正义内涵;确立"正确义利观"的指导原则,打造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新观念;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全球治理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展,已逐渐成为改革现行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理论原则和达成行动方案的实践指引。

新兴经济体与二十国集团的基础设施议程

基础设施议程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时被列为G20发展议程的关键领域,但此后G20基础设施议程的稳定性并不高。虽然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建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16年G20杭州峰会建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但这些合作成果未能在随后的G20汉堡峰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得到有效延续。G20基础设施议程的演进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与G20议程推进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经济体关于基础设施的新倡议和新型国际组织的建立,可以对G20的基础设施议程形成有力补充,并发挥一定的倒逼效应,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更加公正、有效的变革。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任务与策略

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增添我国内循环新动能、提升我国外循环抗风险能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高效的必然要求。当前,面临新兴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之争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向纵深发展且影响规模逐渐扩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改革等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利用我国工业体系、需求结构、科技创新实力、对外开放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呈现向好趋势的内部基础,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为重点,强调“边境内”制度建设,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重点任务,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新格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以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引领经济全球化,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球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9年11月17日,“全球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第二届全球治理改革论坛暨2019年全球治理指数报告发布会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主办。

L20跨国智库网络:G20峰会的知识起源

[目的/意义]在G20峰会机制形成过程中,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的政策知识为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提出的"L20概念"提供了智力支持。研究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政策知识的组织架构和过程,能够为智库有效参与国际公共决策提供借鉴。[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档案研究和访谈,收集了有关L20跨国智库网络的组织与研究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L20智库网络推动G20机制升级的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结论]通过维持"蛛网社会网络"结构和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L20跨国智库网络让学者、专家和政策官员之间实现双向互动,共同参与政策知识的生产,确保了生产出的政策知识的可信性和权威性。L20跨国智库网络不仅研究全球治理失序的原因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还努力把其政策概念和政策建议传播到各国决策层,以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在G20峰会机制形成过程中,L20跨国智库网络发挥了政策咨询和政策倡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