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自由论》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嬗变与路径选择

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改变了西方数百年的国家海洋支配思想,其中倡导的“公海自由”原则也为世界各国所遵从和支持,并成为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58年的《公海公约》首次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海洋自由”思想,然而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本质上是海洋大国攫取利益的工具,在实际运作中损害了国际海洋公平与利益。在全球海洋公域维持了长时期动态平衡的当下,基于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衍生出来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价值导向也开始由“公海自由”转变为“公海共有”,即海洋公域内的一切存在皆处于共存、共治和共享的互动体系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人类海洋参与原则的“最大公约数”,在构建新的海洋秩序过程中彰显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海洋思维下的城市转型探索——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建设路径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我国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布局。文章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出的源头出发,通过城市分级体系概念比对及对全球知名海洋城市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内涵及功能特征。指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并基于海洋思维,提出了寻切口、拓市场、高站位的战略发展思路和目标,并从航运、科技、产业、文化、合作治理、管理模式等不同维度提出了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策略路径。

多层级主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探究——读梁甲瑞《南太平洋海洋治理及其当代影响》

全球海洋治理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起步,但关于全球海洋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可观。《南太平洋海洋治理及其当代影响》一书对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论进行了尝试,并结合南太平洋岛国的海洋治理实践进行相互印证。然而,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因全球海洋治理架构的破碎化而很难具有真正的普适性,无论是全球海洋治理实践还是全球海洋治理理论都处在完善的过程之中。该著以山东为例,提出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观点颇具新意,但是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组织架构的转型而具备海洋治理的职能仍是一个关键问题。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显现出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性与优势扮演着“决策斡旋者”“服务参与者”“舆论引导者”和“中立监督者”的角色全面地参与到海洋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执行、服务保障与监督机制之中。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应充分认知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独特意义,注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提防非政府组织“政府化”,避免其落入“大国垄断”的泥淖,同时要不断强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建设思路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有助于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沿海区域经济增长,是落实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举措。聚焦“全球”“海洋”“中心”三大核心要义,对标港航枢纽、科技创新、产业集聚、文化交流和海洋治理五大功能,打造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海洋产业科创高地,提升我国全球海洋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上海、青岛、深圳、广州等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是当前我国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任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已过40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呈现出碎片化、治理内容的倡导性总体上大于约束性、治理规则间的体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崛起,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新问题不断涌现,推动着全球海洋治理变革发生。中国作为IMO(国际海事组织)连续第17次连任的A类理事国,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理念,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海洋共同逻辑观是解决当下治理体系中种种困境的一剂良方。但西方发达国家海洋霸权主义的扩张、孤立主义回潮等因素,限制了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构建,阻碍了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变革潮流中的地位转变。为有效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保障自身海洋权益,中国应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为未来海洋的可持续发展谋篇布局。首先,中国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切入点,大力发展海洋环保科技,以先进的科技水平为维护海洋环境保驾护航;其次,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共同逻辑为指导,对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后,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等方面的能力,扭转中国在国际条约规则缔结中的被动地位。

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发展现状、挑战与建议

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在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解全球海洋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情况,以及各国在海洋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情况和发展趋势,本文对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梳理,剖析了我国在相关领域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和挑战;提炼了我国工程科技在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为解决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我国需要继续加强海洋科技和综合国力建设;建立有效的海洋观测和数据共享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和战略规划,提高在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全球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海洋秩序与中国海洋战略选择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不同角度分析全球海洋秩序的发展态势,为中国更好地制定符合客观实际与自身利益的海洋战略提供新的选择。在当代国际关系重回现实主义逻辑的大背景下,海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妥协与合作将会成为新的主题之一,全球海洋秩序的重塑也将不可避免。为适应大国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格局演变,中国必须在海权力量建设等相应问题上做出新的努力,以期达到平稳地促进全球海洋秩序得到改善的基本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海洋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基于国际局势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应该提倡和平合作和谐的价值导向,树立共同的全球海洋治理目标;坚持开放包容态度,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海洋国际合作;肩负大国担当,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逻辑缘起与实践框架建构

海洋领域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全球海洋政治化的重要驱动力,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海洋问题。面对全球海洋问题的挑战,海洋领域国际化进程率先作出反应,国际海洋治理应运而生,但治理主体仅为国家。由于国际海洋治理呈现部分失灵,客观上刺激并鼓励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治理的补充角色的出现,国际海洋治理迅速上升为全球海洋治理。全球海洋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它的界定需要借助全球治理概念。通过目标——全球海洋治理的价值追求,规制——有约束力的“准绳”,主体——多元化的实践者,客体——全球海洋问题,及对全球海洋治理进行的效果评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实践框架,从而能系统地认识全球海洋治理进程。

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与中印尼海洋战略对接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区域性海洋大国,历来对海洋都投入了更多的关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至此,海洋强国战略及其体系成型,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11月,佐科在东亚峰会上首次阐明“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并通过2017年第16号总统令确立了印尼海洋政策。以此为背景,中印尼两国在海洋战略发展上一拍即合,并在互联互通、渔业合作和安全合作等领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本文重点就中国与印尼海洋合作对接的可行性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指标体系构建探索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载体,当前学界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和内涵并无统一的界定,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未建立。通过全面梳理全球城市和海洋城市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发展趋势,识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提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和评价模型。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基于再分析数据的全球海洋水体和热盐输运及其季节变化

全球海洋环流复杂,其产生的水体和热盐输运决定了各大洋物质和能量的再分配,并且对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GLORYS12、GLORYS2V4、C-GLORS05、FOAM和ORAS5五种再分析资料对全球12个关键截面处的海洋水体和热盐输运进行了估算。平均计算结果显示,纬向积分的海洋经向盐量输运与经向体积输运的变化基本一致,这主要是由于海水盐度垂向变化较小,水体盐量输运与体积输运大小成比例。全球海洋在35°S附近呈现经向体积输运极值,其南向输运量接近10 Sv。由于海洋温度随深度增加迅速减小,且中下层较为稳定,因此海洋经向热量输运与上层海洋环流相关性更高。全球海洋在南北半球均呈现向极的经向热量输运,北半球中低纬度输运量在1.5~2.0PW,南半球中低纬度输运量在1.0 PW左右。N向热量输运横跨整个大西洋,南大西洋中低纬度输运量在0.3~1.0 PW,北大西洋中低纬度输运量在1.0~1.3 PW。与大洋经向输运相比,南大洋由于强劲的南极绕极流的E向流动,其纬向水体和热盐输运显著。计算结果显示,通过南大洋20°E、146°E截面以及德雷克海峡分别约有144.50、162.46和146.05 Sv的体积输运(对应5.10×10^(9)、5.74×10^(9)和5.15×10^(9)kg/s的盐量输运,以及1.27、2.28和1.58 PW的热量输运)。另外,海洋水体和热盐输运气候态月变化显示,各大洋水体和热盐经向输运均呈现较明显的季节变化,相较于体积和盐量输运,南大洋纬向热量输运季节变化最为显著。

“海洋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困境的“三维”超越

全球性海洋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海洋面临严重的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可持续发展难以维持等挑战。全球性海洋问题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的产生,并逐渐形成了治理体系,但现行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海洋问题上存在诸多困境,如治理理念滞后、治理制度存在多重缺陷以及治理主体仍是“中心-边缘”结构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成效不足。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合作共赢”“共同利益”和“公平正义”能够实现对现存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主体结构所面临困境的超越,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了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韩国实践——以海洋首都釜山为例

釜山市在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亦即海洋首都建设方面拥有良好的禀赋条件。釜山海洋首都建设具有韩国海洋首都、东北亚海洋首都、全球海洋首都三重目标。釜山海洋首都建设已形成了多元要素共存且互构的“政策-实践综合体”,即地方政府主导、央地协调推进、中央政府主导三重建设模式的并行,海洋政治权力、海洋发展实力、海洋软实力三重目标指向的共求,央地博弈、内外战略联通、海洋主场外交三重实践表征的同存。基于此,釜山海洋首都建设呈现出了双重力量基础——海洋发展硬实力与海洋治理软实力、双重角色身份——国内海洋身份与国际海洋身份、双重行为模式——央地协同模式与央地冲突模式等特征。釜山海洋首都建设将是一个政府长期坚持、主体逐渐多元、领域持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SWOT-PEST矩阵分析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这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治理理论介绍全球海洋治理的概念,梳理全球海洋治理的发展历程,构建SWOT-PEST矩阵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威胁,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选择和实践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海洋治理历经海洋控制与争夺、开发与规则构建、深度调整和演变3个发展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大致划分为被动参与、积极参与、全面参与和深度参与4个阶段,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逐渐上升;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内部优势大于劣势、外部威胁大于机遇,战略选择应从现阶段的多元型战略向增长型战略过渡;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推广海洋治理理念、提升海洋治理能力、完善海洋治理规制和搭建海洋合作平台。

全球海洋生态安全形势与治理研究

当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理念滞后、国际立法规则效力不足、国际格局调整带来的治理体系矛盾以及政府国际责任缺失等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主权国家意愿不足、国际立法松散、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国家主义盛行。破解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困境,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建立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规则,优化全球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