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仍缺乏统一的概念,相关理念尚未清晰,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通过分析"区域海项目"、UNEP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足,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提出如下建议: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助力早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全球海洋污染现状严峻,单边、双边或区域性海洋治理体系供给不足以及全球治理的宏观形势需求等决定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基于此,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系。中国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需把握话语主导权,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印记,以期促进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优化路径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条约与地区规则之间的碰撞,以及不同治理主体地位与利益的博弈。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应对与解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还是确保自身海洋战略利益,我国都应全方位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健全责任体系、推进协同治理、搭建资金机制,助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与对策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具备多层级的体系和治理架构,但随着主权国家治理需求的转向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特殊性,治理行动明显呈现出区域化倾向。海洋环境治理的区域化倾向造成环境治理的去全球化状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作用有限,不利于基于整体性理论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整合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多层次利益诉求,通过形成全球海洋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区域”统一的治理规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机遇与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世界各国欢迎和支持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体现。治理的全球化趋势以及中国国力和能力的提升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机遇,但在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国际规则形成、国际合作推进以及国际协调实施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中国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应参与规则,从行动上参与国际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框架下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以系统论为视角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不断将发展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从系统论的视角探寻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积极促使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设置一致的治理目标;积极开展和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层次的友好合作;多角度考核具体海洋措施;多手段协同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系统论与我国所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将系统思维应用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实现人类与海洋的真正和谐。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坚持系统观念治理海洋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以系统观念来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等四个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保护治理大格局作为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了任务部署,为坚持系统观念、陆海统筹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海洋中苯系物的来源、检测与治理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苯系物(BTEX)是一类重要的有机化合物,也是常见的有机污染物,主要以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为代表。受人类生产生活影响,BTEX在陆地土壤、海洋环境和大气环境中均有大量分布,BTEX具有生物毒性,不仅可以通过生物富集的方式极大地影响海洋食物链,严重破坏海洋生态平衡,进入大气的BTEX还对近海空气质量产生影响。本文阐述了BTEX的来源,对海洋生态和大气环境的影响以及其检测方法与治理手段,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动因、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

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取代传统海洋生态环境决策与执行管理主义范式的新的治理模式,也是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本文在对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动因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压力型体制下价值目标失衡、结构惯性下主体参与失衡、资源垄断下利益分配失衡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数字治理赋能的纾解路径。数字治理作为一种兼具包容性、吸纳性、共享性的治理工具和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价值兼容、结构优化、成果均衡分配,从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中技术治理的效能与限度

跨部门协同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既有研究集中强调制度变革与创新之于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的促进作用,技术治理则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技术治理所带来的部门边界清晰化、府际数据共享化、部门协同智能化能够有效纾解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所面临的部门边界困境、数据共享困境、能力困境。但是,技术治理也潜藏着一定的治理风险,数据崇拜、技术理性以及数字景观异化风险等可能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人本主义虚位和协同简单化幻象。技术治理助推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需要探索多维度开放性决策过程,建立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链接机制,同时警惕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景观对思维认知的误导。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挑战与因应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与展望

海洋具有独特的流动性、生态系统性以及整体性,这就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打破国家管辖界限的制约而形成跨界治理。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隔海相望,协同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是实现共同价值目标、共同利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核损害下中日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进行研究。以期弥补国内对该领域研究较为零散的现状,从核污水排海的角度出发对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不畅的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理论和实际上为中日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方面贡献微薄力量。进一步探讨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的新发力点,提升合作的新层次,为核污水排海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找出适合中日双边合作的发展路径。

强化入海排污口监管 助力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关乎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海洋环境问题的根源在陆上。入海排污口是陆源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的最后一道“闸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陆海污染协同治理,将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

立足西北脆弱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复苏气候治理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汇并存的历史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我国提供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好的机遇窗口,但是,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以及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乏力,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面对新征程上的巨大风险挑战,破除阻碍我国发展的“卡脖子”难题,需要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研究——评《中国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良好海洋生态环境不仅是保证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维持和谐共处关系的基础需求,更是促使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实况来看,在国家海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海洋生态环境也迎来了极大发展压力。在海洋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遭受众多损害,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环节中潜存问题也日渐凸显。

构建全球统一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运行机制探究

纵观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漏洞,发现:在法律规定上,相应责任承担不够严格和具体明确,政府实践和措施不到位;国际法的执行一直很难实现,各个领域之间的法律规则缺乏联系和协调;匮乏的资金、资源和技术,客观上制约了全球环境治理统一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构建全球统一的法律运行机制,需要从国内法保护、国际法保护和国际统一协调机制三个层面入手: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则创制的优先机制,强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与统一;强化和完善国际法保护,构建全球生态规则的国际认同机制,在国家责任、国际组织责任、个人责任等方面建立更具权威性且统一的法律规则,制定系统的法律责任机制;建立国际统一协调机制,实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

构筑牢不可破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聚焦《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

【热点点击】2024年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系统介绍了中国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的政策理念,全面阐述了中国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展示了中国广泛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和世界贡献。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的三重论域

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因应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建设而产生,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海洋观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刻探索和顺应时代潮流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从本质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位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模式,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海洋利益主体地位;从价值上看,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是推动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重要论述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以及指导意义,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的体系构建、发展与完善对于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多样化且不断涌现的海洋问题与纷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不足与局限性,如治理理念落后、治理结构失衡、治理制度缺失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动力不足、效能有限,迫切需要革新。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共同利益内涵能够化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存困境,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迈向高效、有序和公正的善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的智慧与创新能力。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新形势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社会主体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普遍义务,具备此种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适应变化。通过将适应理念嵌入海洋法体系,补充法治理念的内容,并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海洋法将更加灵活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具备内在延展性,能够为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等海洋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思路。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海洋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拓展。中国需要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适时调整立场态度,通过建立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转化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实现国内涉海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