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它者”: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类学的多物种关怀

全球灾害频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物种的边界及共生关系。人类学的跨界研究可以更好地、多方面地理解它者的社会生命,从而探索自然与文化断裂的接触地带。然而,人类学的它者指向在现当代遭遇表述危机与实践困境,导致多物种研究的本体论转向,跨物种民族志便是此次转向的一种延续和突破,为弥合人与非人、人与自然两分提供了启示。跨物种民族志将人与非人置于更为宏大且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政经体系中,从制度、体系、文化、价值上探寻多物种共存的可能未来。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学应当进一步深化它者的应用研究,促进跨地域、跨学科和多语言的交叉,融合全球与地方、传统与现代两类知识,丰富人类学知识体系,多方面展现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与实践,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

超越边界:跨物种民族志的困境与前景

在全球生态危机频发的当代,跨物种民族志是人类学迈向复杂社会,超越自然与人文的一种有益尝试,为联结人与非人提供了多种可能。跨物种民族志在接续自然与文化的同时,也经常游走于“一致”与“分离”之间,陷入零散化、碎片化与解构化的可能陷阱,其在文本的呈现、叙述、解释以及方法应对上遭遇多种“麻烦”。然而,人类学的知识更新,多元主义、科际整合和多语言交叉,以及多物种保护的中国话语与实践使其前景广阔。站在新的起点,跨物种民族志要继续推进“新世代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服务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重建人与非人的“缓冲地带”,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

“以人为本”生态伦理观的路径探究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也日益严峻。人们面临着风险社会的常态化,在反思以往的以物为本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然生态伦理观,但由此陷入了脱离人的主体性地位而进行的纯粹道德层面上的价值探讨,从而造成生态伦理观念上的虚无主义,这无益于生态活动的践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凡是某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生态资源纳入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网格中,人与生态环境同处于生命共同体中。脱离历史处境与主、客体关系而谈论的生态伦理观是无济于事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观是着眼于全球生命共同体的利益,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地基础上发展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的生态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