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动因、内容与成就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事关国家生态安全,而且是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南方”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东盟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外动因下,从凝聚共识、走向行动到深化合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方面已取得较多成果,且双方在合作进程、合作形式、互动模式及参与主体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不仅促进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关系的建设,而且还丰富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模式,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

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做到不消费濒危物种,不消费外来物种,不随意遗弃宠物,科学放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面临多重威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目前物种的灭绝速率是其自然本底速率的100~1000倍,约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转变、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物种灭绝的五大驱动因素。

全球200:确定大尺度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一种方法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性研究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全球 2 0 0”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立的旨在拯救地球上急剧损失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的清单 ,是确定大尺度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一种方法。本文介绍了“全球 2 0 0”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着重讨论了“全球2 0 0”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以及它们与中国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的异同。

陆地生态系统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受氮沉降、气候变暖、大气CO2浓度升高(eCO2)、极端干旱等全球变化的强烈影响,深入认识和理解全球变化下植物群落-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关系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文章综述了陆地生态系统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对以上4种全球变化单因子和多因子(双因子、三因子及四因子)交互作用的响应与适应规律。主要结论为,(1)氮沉降、气候变暖和极端干旱均改变了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组成,呈现降低、增加和无影响3种效应,大多数研究结果是降低效应,例如高氮沉降和长期低水平氮沉降减少了植物多样性,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下降幅度随氮沉降时间和量的增加而加强;气候变暖改变了植物的物候,降低了植物多样性,促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演替分异;极端干旱导致植物组成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植物多样性降低并促进盐生植物的生长,土壤微生物量和活性降低并促使转向渗透胁迫型策略。(2)eCO2增加促进植物光合作用从而刺激植物的生长,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取决于资源可利用性,一般增加根际细菌和土壤真菌的相对丰度以加快土壤的碳源利用。(3)全球变化多因子交互作用下植物-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关联效应主要为协同、累加、抵消或非加性等,其中氮沉降×气候变暖为累加;氮沉降×eCO2对植物生物量的影响为协同增效,而对植物群落可能是相反或抵消;气候变暖×eCO2对土壤微生物群落为累加;三因子和四因子交互作用对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为非加性,较难预测。最后指出当前的研究不足和今后的发展方向:(1)加大不同时空尺度的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2)精确全球变化多因子交互作用对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影响的估算。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

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概念和动态保护理念,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自此以后,特别是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GIAHS的概念和保护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项目试点地的积极探索,不仅使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而且促进了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中国已被列入GIAHS的11个项目点及其保护工作,从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以及文化多样性5个方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征,阐述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利用的生态学思想以及原则,最后从建立监测和评估体系、强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的研究、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机制、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自我维持和持续发展机制等4个方面,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若干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全球实践与启示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二者协同推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文中在总结我国“双碳”目标下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的现状与挑战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方面的政策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各主要国家近年来在战略规划、生态空间、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以推动二者协同,在这些实践推动下,全球已逐渐将“碳中和”和“生物多样性”融入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作为二者协同领域最有效的新路径、将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二者协同发展的新动力。鉴于此,我国在二者协同推进中亟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双碳“1+N”政策体系,注重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鼓励引导绿色金融、数字科技支持二者协同的重点领域,提高公众认知和社会参与,以推进二者协同并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与保护研究

针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具有复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提出应重视城市中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增强城市对生物多样性的承载能力。通过制订规划、建立生态公园及保护区、构建绿地系统、防控外来入侵、治理环境污染、建设生态城市、完善政策法规等手段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为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及城市健康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的角色转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前沿领域。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以来,围绕其展开的专项议题谈判、国际法律塑造及履约机制建设为各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初步应对方案,也作为专门化的治理指向类型嵌入了环境治理链条,在气候变化、荒漠化防治等交叉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构筑成为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则体系。

生物多样性:价值及其与全球变暖的关系

1998年全球气候达创纪录高温,1999年入夏以来北大西洋两岸等中高纬度地区又出现了创纪录高温天气。美国副总统戈尔曾警告地球变暖会加重自然灾害。 全球变暖正困扰着人类,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生物多样性减少。本文在介绍生物多样性概念、研究层次及生物多样性重要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暖的相互影响关系。旨在引起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15.3条指出:“生物多样性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环境保障,因此在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

综述了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物种灭绝的内在机制，并从全球变暖与生物多样性丢失间的正反馈因果关系出发，指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对遏制全球变暖的重要价值。

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政策分析与展望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唯一的资金机制,在其政策引导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开展有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本文以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供资政策变化特点为出发点,介绍了在其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全球成果,探讨了全球环境基金第五增资(2011-2014)期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供资政策走势,为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合作和制定相关工作规划提供了借鉴作用。

全球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主要对策(二)

2.4 对岛屿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平面升高0.5—2m,听起来似乎不令人惊奇,因为许多海潮现在在各大陆也达到这种高度,风暴海潮和海啸可能到达更高的海岸。在各个大陆从荷兰到孟加拉、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的开发,将需要数十亿美元来保护海岸免于受害,或者将不得不废弃。

复合全球治理视角下的气候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性问题之间日益紧密的关联性需要运用复合全球治理的思维,包括复合全球治理价值观和复合全球治理机制。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两大危机具有高度关联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两大机制已经产生了互动,但程度有限。未来应该加强两大机制间的联合研究和融资合作,同时增强联合传播,提升公众对两大危机的认识。中国通过提出“双碳”目标已经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同时通过多种措施促进气候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合,为两大危机的复合治理做出贡献。

全球森林退化下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目前,农业扩张和工业化人工林已经成为造成关键森林地区破坏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在巴西的亚马孙和印度尼西亚的天堂雨林地区尤为突出。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与展望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会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本文从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意义、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共4个方面综述其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效,指出所面临的3个方面的挑战,并提出:(1)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2)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3)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目等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为云南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参考。

勃然雄心的“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全球共识

保护生物多样性,权衡取舍难在当代,和谐共生利在千秋。2022年12月1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就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达成共识一致通过,如此之顺利,既在意料之中,更感来之不易。

系统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格局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国际公认的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手段。中国从1956年建立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到目前已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近万处,总面积超过1.85×10^(6) km^(2),还启动了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了公益林补偿、草原保护奖补等政策措施,对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就地保护也面临自然保护地缺少系统布局,众多自然保护地未形成有机协同的保护体系,以及保护与发展矛盾尖锐等问题。为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至少30%×30%重要区域得到有效保护目标,按照全球及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要求,系统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国家公园约覆盖陆域的10%左右,其余自然保护地覆盖陆域的10%左右,除自然保护地外的生态保护红线再覆盖陆域的10%左右,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可以将就地保护区域再扩展10%~20%。我国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核心、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为补充、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以及重要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修复区域为支撑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空间格局,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得到就地保护。

全球生物分类倡议与生物多样性公约

文章介绍了全球生物分类倡议 (GTI)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扼要回顾了GTI的发展历史和任务 ;总结了GTI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情况 ;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