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管理政策分析与启示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仅依靠国内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依托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管理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简称“框架基金”),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本文梳理了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比较分析了框架基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异同,并结合以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从3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国际层面,提出延长框架基金运行期限、加强框架基金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协同,在政府层面,提出加强指导与宣传、研究确定国内支持领域,在项目申报策略层面,提出研判项目申报方向和额度、加强与重要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期为利益相关方开展管理和申报工作提供参考。

从埃及到昆明-蒙特利尔——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转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这一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先后经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经过了多轮谈判和磋商,部分内容不断调整,显示出了各方在部分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本文详细梳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中2050年长期目标和2030年行动目标中涉及的指标,及指标期望达到的目标,提出讨论和关注的重点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遗传多样性保护、保护地目标、转型和紧急行动,以及框架的落实。未来工作的重点则是如何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目标转换为国家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以及确保监测体系有效实施等。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62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动,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之一,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4个主要实施路径:(1)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2)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3)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4)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义、焦点与本土规范回应

广受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如期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未来指引、规导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纲领性和标志性文件,该框架属国际软法但具备较高约束力、较强执行力和较大影响力,并确证“公约+议定书+框架”生物多样性新型国际法体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一主五配”、平行并列与交织共存的样貌,不仅于结构与要素方面出现变化,还在治理的理念、一揽子形式、基线制逻辑和高相关内容等方面呈现创新,其焦点集中于配套决定,对监测框架、履约资金和能力建设等问题施予关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施行需要规划、政策、法律等助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修订更新、具体行动目标履践和特定议题规范准备以实现本土规范回应。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政策分析与展望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唯一的资金机制,在其政策引导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开展有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本文以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供资政策变化特点为出发点,介绍了在其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全球成果,探讨了全球环境基金第五增资(2011-2014)期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供资政策走势,为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合作和制定相关工作规划提供了借鉴作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目的】探索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宗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创新解决方案,为进一步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提升生物多样性提供指导建议。【方法】通过论述NbS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土地等3个维度提出NbS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动主流化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案例。【结果】NbS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前提,强调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链接多个社会挑战,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带入经济、社会等领域目标和主流化政策中,跳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被更广泛的群体认知,并动员金融、商业及社会力量投入大规模NbS行动中。【结论】NbS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健康、城乡发展规划等多个领域的主流化,加快可持续转型进程。因此,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协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研究

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确立了目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成效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共性问题,本文结合国内外经验,建议未来应重点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立领导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制度体系、统筹相关资金投入保障、构建稳定联通的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协调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行动体系6个方面一体化推进,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方案,致力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的实现。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

周晋峰博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容座研究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WC—PA)委员。

升金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获全球环境基金支持

日前，升金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示范项目正式被纳入全球环境基金（GEF）第五期项目的一部分。这是我省湿地保护项目首次获得全球环境基金支持，未来五年将获得赠款265万美元，重点用于升金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增强对33.4万公顷湿地区的保护。

全球生物多样性日趋衰减

综合2004年12月30日《环球时报》和2004年11月27日《新民晚报》报导，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和世界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英、美科学家，2004年对全球的生态状况、物种生存环境和灭绝现状进行的多项研究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减。科学家警告，人类即将面临第六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

作为就地保护措施的重要手段,与人们所熟知的建立保护地(protected areas, PAs)相比,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近五年来在国际上逐渐得到重视,被认为是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因素、大幅增加陆地和海洋受保护面积、推动“3030目标实现”的新型保护工具。为了探索OECMs的保护机制,本文在概述OECMs发展历程、概念辨析、认定和报告流程的基础上,重点梳理OECMs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进展、认定和报告现状,以加拿大的海洋庇护所为例,详细解读OECMs在推动受保护面积目标实现中的典型应用,以及全球视角下OECMs的价值、挑战及其2020年后的发展机遇,最后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现状,对未来OECMs在中国的应用提出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有关农药化肥减量化要求及我国的对策建议

化肥农药的长期、不合理施用,导致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越来越多缔约方、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的关注。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化肥农药问题对环境污染、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供应链、激励措施和主流化等议题具有实践意义。通过系统搜集、对比国内外化肥农药施用现状,梳理与《公约》相关目标的进展及演变进程,深入分析该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4点建议:(1)建立生态农业生产体系,平衡《公约》3大目标,提升化肥农药利用效率;(2)完善可持续供应链体系,减少供应链过程产生的污染和生物多样性损失;(3)明确我国在2020年实现农药化肥零增长,以及在该领域已不存在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贴政策的客观事实;(4)将化肥农药因素纳入国家农业政策,并将其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其他部门战略相结合。作为《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东道国和候任主席国,中国将以COP15召开为契机,实现污染与主流化、有害补贴、可持续供应链等重难点议题的协同和有效解决,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达成奠定基础,也为中国农业可持续转型提供重要支持。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评估与对策建议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2021年在我国举办,会议将审议“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2020后框架”)以作为指导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正确地评估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并识别主要的问题与挑战,是科学制定“2020后框架”的前提条件。本文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滞后的根本原因和新型挑战;并提出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政治意愿、加强保护意识、把城镇化议题纳入2020后框架目标以及加强城镇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等政策建议。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生物多样性公约23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年5月22日通过,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放签字,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框架下的三个称为＂里约公约＂的重要多边环境协议之一,目前有194个缔约方,秘书处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

全球环境基金的影响、面临的挑战及中国应对策略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多个国际环境公约的资金机制,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GEF已艰难完成第8增资期谈判,正积极推动设立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但是GEF仍面临履约目标增加、资助领域扩大、资金分配难度加大等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履约任务加重、履约资金难以获得、GEF项目配套资金比例高等难题。为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应推动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提早研究履约资金需求,完善履约资金机制;借鉴GEF管理模式,推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发挥示范作用。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是全世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体行动,也开启了中国主导全球环境治理之先河。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将《昆蒙框架》的目标作为其重要内容。本文对照《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和2030年具体目标,提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可以研究回答的26个问题和27项保护行动,并提出植物物种大普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调查、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植物零灭绝保护实践、生态修复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等7项优先行动。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执行《昆蒙框架》的能力与水平,也是检验植物园体制创新成效最为直接的试金石,其成功实践也将为全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提供样板和借鉴。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第六期“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C-SAP)”子项目“中国起源作物基因多样性的农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遴选出中国起源的水稻、大豆、谷子和燕麦四类作物,张家口市农科院参加谷子和燕麦两类作物基线规划与项目实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