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度再平衡和多重周期叠加共振问题。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等因素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增长动力的缺失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而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促进财政、国际收支和生产消费的平衡是全球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的重要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内部,只有实现沿着现代服务业发展、绿色更新周期下的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和消费升级等重大发展取向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消除影响居民消费、产业层次提升的体制、政策壁垒,建立起市场创新机制,才能实现内生的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战略转型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通道中。尤其是经历了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失衡对全球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在认清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外部环境,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型。中国和印度同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将面临着较为严峻且不利的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治理环境。两国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模式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因而两国在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外向型经济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教训。

全球经济“再平衡”与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再平衡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由失衡向"再平衡"转变,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所面临的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实际的行业配置与目标值之间往往会出现偏差,使投资组合整体风险超出预期承受范围。此时,投资再平衡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基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行业发展趋势,确定了全球经济向实体回归的发展格局,为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再平衡策略确定了合理的目标比例;基于此进行数值模拟跟踪,结果表明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再平衡策略要比过度依赖金融发展的策略好,且再平衡策略长期来看效果会更优。

全球经济失衡机制下的中美不对称经济关系

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失衡双方内部经济结构失衡所致,并受固有国际贸易格局和货币体系的影响,形成了失衡的全球经济循环机制。这一机制正是中美不对称经济关系的根源,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下,美国对中国拥有不对称权力,而中国对美国则处于不对称依赖地位。中国应对中美经济不对称关系的关键在于从战略高度通过内部结构失衡的调整和外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参与,在扭转失衡循环机制的同时实现经济内外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具体对策包括通过机会均等扩大消费以平衡储蓄和投资,强化市场公平竞争促进技术创新,深化改革金融体制以提高金融效率,寻求亚非拉新兴替代市场,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研究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深层根源是近10年,尤其是最近5年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国际经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生产国际化则扭曲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真相。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一种"总体动态平衡"中的永恒现象。我们必须从"总体动态平衡"的视野看待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成因

全球性的贸易与金融往来,使得全世界的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像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这样的大国,无不在每一决策上小心谨慎以处之.市场是复杂的,国家间的资源禀赋不同,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过后呈现出全球经济不平衡态势.本文主要以中美经济不平衡为代表阐述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及原因.

外部再平衡:储蓄率与资金流向

自G20首尔峰会以来,如何矫正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课题,全球寻找并实现危机之后的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2011年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强调已经就评估世界经济失衡的指标达成初步共识。IMF向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提交的相关评估报告认为在内部经济增长目标上有明显进展,外部再平衡方面进展不大,如果不及时采取调整的措施,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可能会重新扩大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目前G20委托IMF所设立的有关纠正外部不平衡的"参考性指南"和"数量化规则",旨在就国与国之间若干经济变量确定一揽子数量指标,进而提出纠正措施。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而言,这些指标意味着为削减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需要评估汇率升值、结构性调整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等多重政策工具的潜在效果,而且不同政策选择对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国内信贷增长、外汇储备也将产生不同影响。

要素流动的结构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深化了国际分工,开放型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以贸易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要素流动的国家结构、产业结构和分工结构揭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三种结构引起全球生产布局的变化和贸易的流向效应。在世界经济新一轮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下,从根本上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改变生产要素的不对称流动,调整要素流动的结构,包括:(1)发达国家发展新兴产业,形成出口能力;(2)新兴经济体扩大对外投资和高端装备的进口,拉动产业结构升级;(3)发展中国家借力全球化积极利用外资发挥后发优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向"平衡拉动"转变,从"要素流入"向"要素培育"的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积极的意义。

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

本文提出,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将出现六大重要的特色,包括流动性过剩,美元地位持续波动,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新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绿色主义推动绿色产业革命以及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综合这些分析,我们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中国政策界和经济企业界以及学术界必须做好准备,加强研究,积极应对。

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研究新进展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经济再平衡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和竞相研究。本文在研究了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点、原因以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也就不能仅局限于对汇率或投资—储蓄缺口某一单因素的调节,而应当从结构性因素、供给政策和要素流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世界各国相互协作、各种政策相互结合,各国配合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对全球经济失衡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进行梳理,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不健全、各国消费和储蓄习惯不同三方面探究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以及各国内外失衡的表现,指出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将会引致的新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体系重新调整、全球流动性过剩继续增加、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提出各国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建议,尤其是中国应对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战略和实现内外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万亿资产,服务亿万家庭美好负债——中国经济新周期投资策略

过去的30年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保险业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中国太保集团作为中国保险业巨头之一,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在新周期下,中国太保集团以对宏观经济现状的深入把握,秉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理念,致力于为亿万家庭的未来财务需求保驾护航。

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合作和治理向何处去?——ICMB国际研讨会侧记

日内瓦国际货币银行研究中心(ICMB)2012年度重点问题报告的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多位来自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针对该报告进行了研讨。本文认为,欧美学界、金融界主流对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问题存在思维定势,其他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在中国问题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及较小的发达国家与欧美发达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加强中国金融界与欧洲金融界的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大有可为。

金融发展与全球经济再平衡讨论

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积极发展经济,重新建立经济平衡。金融发展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金融发展中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国家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全球经济再平衡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阐述。

欧洲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角色

以往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中,欧元区通常被忽视,但并不意味着欧元区的状况与其他区域毫无关联。欧元区和美国、亚洲不仅需实现内部平衡,还需在长期内维持外部平衡,这对于世界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关注欧元区在两个方面的改变,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新货币现象”剖析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存在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且两者差异呈扩大趋势的"新货币现象"。"新货币现象"的生成,一方面源于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体制性障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背景下"美元因素"的影响所致。"新货币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经济乃至对世界经济都将产生更多的挑战。应对的策略应该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一步实行"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等;从本源入手,运用综合手段治理和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快汇率体制改革,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后新经济”时期全球不稳定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学者大卫.雷克在比较美英霸权体系差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美国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和维持稳定的全球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但是在“新经济“结束之后,全球政治经济并没有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相反,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事件却在“后新经济”时代频频发生。美国“后新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与劳动生产率周期的差异、外部不均衡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纳斯达克市场效应的下降三个方面,这些特征会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加剧。

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最新变化及其宏观影响

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突出表现是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逐步向"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态势转变。国际收支格局的新变化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带来至少三个方面的宏观影响。一是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作用趋弱,使央行获得了主动调节基础货币的能力。二是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方面,外汇储备资产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绝对主体的格局逐渐发生改变,由资产负债货币结构不匹配带来的货币错配风险得到部分的释放。三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结构方面,初步实现了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对外金融资产负债主体错配的矛盾开始得到缓解,对外投资收益收入与对外负债支出收益率之差有所缩小。

后危机时代的东亚贸易与生产网络的挑战与政策含义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支撑东亚繁荣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生产网络的局限性在危机中暴露无遗。东亚主要国家依靠财政扩张政策迅速走出危机,但在欧美迟迟难以走出困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东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模式转型不可避免,东亚必须超越现有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弊端,否则未来将陷入极大的困境。

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估价调整与美国的货币单边主义

近年来,以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和东亚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及其调整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在多项可供选择的调整方案中汇率调整成为目前为止唯一的政策手段,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节成了贸易盈余国单方面的责任。缺少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汇率和黄金的可兑换性的制约,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美国更能得心应手地实施其货币单边主义的汇率政策,而汇率的估价调整是失去了黄金背景的美元货币单边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