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GDPR对我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的启示

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已是国际重要议题。中国争夺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话语权,完善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协调是前提。我国国内立法与国际衔接上还存在安全评估严苛、监管制度不佳和国际合作不足等问题。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优势与劣势对于我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具有重要价值。未来我国需要推动国内法与国际兼容,健全事前监管与事后问责机制,尊重他国主权和司法管辖权并积极合作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

迈向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规制:基本关切与中国方案

数据跨境流动不仅涉及跨境贸易问题,也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司法执法管辖带来了重大挑战,目前的数字贸易谈判无法承载这些关切。对此,我国提出了数据跨境安全流动理念,构建了双轨多层次规制制度,包括重要数据出境管理制度、个人信息跨境提供制度、司法执法跨境调取数据制度等。迈向数据跨境流动全球规制,要促进正当可控的数据跨境流动,基于风险关切进行类型化监管,统筹域内外法治推动制度兼容。关键是构建兼容性规制框架,主要包括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应厘清重要数据范围以明确“负面清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应健全跨境问责制以缓和事前监管压力,维护司法执法管辖应关注数据访问权而非依赖本地化存储。

全球规制与我国政府规制制度的改革

本文认为,可以将全球规制的组织形态分为五类,包括正式的政府间组织的规制、跨政府组织网络、各国规制机构实施的行政规制、政府和私人主体组成的混合行政、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全球规制给我国政府规制的影响是规制规则的趋同、规制信息的交流、规制结果的相互承认、规制能力的学习。我国的政府规制机构要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全球规制网络之中。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个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跨学科视角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提供了专门知识、谈判信息、履约信息、政治压力和声誉压力,帮助克服了政府、企业和国际制度的激励不足和信息不对称,影响和改变了环境领域的国家偏好、观念认知、身份认同和利益计算,促进了国际环境法律与承诺的达成,改善了国际环境法律与承诺的履行。非政府组织利用竞争者、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供应链等市场权力杠杆和国内制度、国际制度的政治权力杠杆,影响和改变了环境领域的企业偏好、观念认知、身份认同和利益计算,帮助克服了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激励不足和消费者等利害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全球环境私人规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