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19世纪全球转型对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CD)的影响。全球转型使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进一步强化,这先是产生了不平衡与综合程度更为加深的世界秩序,随后又形成了不平衡性减弱,但综合性逐渐增强的世界秩序。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强化时期,它导致的结果是,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都处在高度中心化的、中心—边缘全球秩序之下。但是,自20世纪中叶起,这一秩序被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取代,21世纪初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虽然仍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但它在现代权力模式的分布上则具有明显的分散性。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极端不平衡,即全球现代性初始阶段的特征,也因此减弱了。

全球转型、俄乌危机与中俄关系

全球转型是理解俄乌危机和分析大国国际行为的总体背景,而俄乌冲突又会对全球转型的内涵与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地看,国际秩序呈现出周期演进的特点,但正出现“变轨”,并呈高度不确定性。俄乌冲突是当代全球转型的一个“镜像”,它映射出这一关键时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俄乌冲突的爆发大大加速了全球转型的演进节奏,无情揭示出被遮蔽的各类矛盾,也催化“决战心态”的涌动。俄乌冲突影响下,在世纪之交的全球转型中形成的“再转型”趋势被扭曲成为意识形态对抗性叙事。俄乌危机披露了全球转型深层结构变迁中的若干趋势,也反映出原有的“单数全球化”进程正在向“复数全球化”过渡。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中俄合作需要在全球转型的关键领域与核心地区表现出它不可替代的建设性和强劲的穿透力。“亚洲地中海”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体现当前中俄合作高度与前瞻性的构想。以“亚洲地中海”为目标的中长期区域构建,尽管还面临诸多艰难挑战与尚待克服的障碍,但这一范畴,若付诸实施,不仅将会为中俄合作带来新机会,而且会对整体的全球转型带来环境的改善。

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

百年变局下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创新全球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百年变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正在积聚。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转型有赖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机制及发展动力转型,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虚拟电厂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与实践探讨

随着全球面临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挑战和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追求,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虚拟电厂逐渐浮现为核心的创新模型,充当了集成和优化分布式能源资源的关键角色。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的发电设备,而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控制策略,将分布式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储能设备等)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可控制的能源供应体系。这种整合不仅提高了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还为电力市场带来了新的经济机会。全球各地,尤其是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些先进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和应用虚拟电厂技术,以解决电网融合问题、增强电网容量和优化能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虚拟电厂已成为能源转型中的重要驱动力,促进了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部署、提高了电网的操作效率,更重要的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和作用机制以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危机加剧与全球治理赤字上升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也亟待转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逻辑动因包括改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抗争以及制度重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治理嵌构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作用机制内部不同行为体互动的基本逻辑。治理嵌构视角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的作用机制包含关系型嵌入、结构性嵌入以及规范性嵌入三种路径,反映了各行为体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相互融入、彼此沟通的网络化嵌构过程与依附共生关系,体现了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行为体同外界各种机制的互动互建进程。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面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治理地位下降、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受到制约、多边网络合作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等治理困境。我国应通过促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道路现代化来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转型。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关键矿产的大国博弈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碳中和态势下,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成为各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保障,然而围绕关键矿产的大国博弈态势日趋明显,体现为欧美国家加速出台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关键矿产本土化战略,美国加速推进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安全的合作阵营化,欧美基于“绿色规范”与“技术标准”提升对关键矿产供应的主导力,大国地缘博弈助推了资源民族主义的攀升。这对中国的清洁能源转型构成了多重挑战: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在关键矿产生产与加工提炼上的主导地位进行污名化宣传,通过阵营化发展加速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的“对华脱钩与供应遏制”,在绿色化与数字化双重转型中谋求对华技术标准的规锁优势,通过“西方主导”的环境与劳工规范干涉中国绿色发展及对外合作。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与投资大国,中国亟需提升关键矿产应急管理的韧性治理能力、创新研发能力、技术标准引领能力、绿色软联通能力以及基于“发展安全”的议题性合作能力,力争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安全与开放的维护者。

欧洲对抗与亚洲突围——全球转型中的欧亚新博弈

"全球转型"是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界为探究当代世界变迁所提出的一个概念。21世纪初以来,全球转型经历了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的转折。在经历冷战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国际竞争将更加残酷无情。与欧洲呈现出胶着对抗的状态形成对比,亚洲的成长与发展有望成为长期趋势。亚洲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西方危机对于亚洲的扰动,而且可以积极有为地影响西方,为亚洲以及全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待当代危机局势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球能源转型“行稳”方能“致远”

10月24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23》报告。报告认为,世界能源系统虽仍较为脆弱,但已找到改善能源安全和解决排放问题的有效方法,清洁能源技术将发挥更大作用,到2030年世界能源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份额将接近50%。

反思全球转型背景下的大国责任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的《全球转型》一书以现代性为主要切入点透视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为认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全球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全球转型》一书认为全球转型始于漫长的19世纪并延续至今,目前处于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责任的传统界定也已经发生改变。大国应该平衡国家利益和体系利益,以应对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更符合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但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崛起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另一方面意味着各大国需要建立共有认知、构建互信关系。

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前后左右”

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场域"和学术平台,它不仅有多重的二元复合性,而且还有与"前后左右"相关联的时空复合性。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的贡献是:从全球转型与现代性角度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形成奠定了历史社会学基础。但这远远不够,研究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还需要考察其与"左右"相关联的学科交叉,更需要通过对"价值时空"观的运用来检验学科发展以及考察未来语境下的学科杂合,特别是新科学技术革命将导致的"网"球化,为"后人类国际关系"建构起新的时空坐标与学科基础。

理解19世纪全球转型的一种视角

《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属于一本讨论现代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学术著作。两位作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学科都是全球现代性革命的产物和表现,其源头就在于漫长的19世纪(1776~1919)的全球转型。这本书也是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诠释和理解19世纪全球转型的三个方面,即工业化、理性国家的构建以及"进步的"意识形态。从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同角度来审视19世纪的全球转型,可能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历史叙事。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全球转型的第三个阶段(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是否已经到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能源系统转型趋势与低碳转型路径--来自于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证据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转化和使用与碳排放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排放CO_(2) 、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快速上升,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因此,控制能源系统碳强度、增加非化石能源占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目前,全球约70%的碳排放来自于能源部门,21世纪中叶实现CO_(2) 的净零排放首先必须是实现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2022年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III)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正式发布。报告指出,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已经趋缓。为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和1.5℃温控目标,各行业都需要实施温室气体深度减排,其中,能源系统减排尤其重要和迫切。为实现1.5℃目标,整个能源系统都需要彻底转型和持续变革,包括大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建设由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广泛推行电气化等。在此,基于IPCC AR6第三工作组报告,综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特征与趋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转型发展与中国角色

在两百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历了两波全球化和一次完整的逆全球化。当前,世界正面临第二波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直接投资,促使世界各国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推动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扩散以及人力资本的增进和人口迁移,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利益分配不均,部分发达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浪潮,致使贸易和投资规模萎缩、产业链断裂、科技进步受阻、世界经济低迷和社会矛盾激化。为此,中国必须积极参与重构国际经济规则和增进全球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主动承担主导全球化的责任。在夯实基于内需和全球化的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主动规划和融入国际大循环,创新驱动本土产业链现代化,激发全人类的企业家精神和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力促全球化转型发展。

多元智能与全球教育转型——2010年北京多元智能国际研讨会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2010年北京多元智能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出:继续从哲学视角借鉴多元智能理论,改变教育观念;从多样化和个性化两方面,实践多元智能理论;正确理解对智能的测试;推进优善工作,培养优善公民。

迈向对当代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的全球化分析——一个初步论纲

当前的"市场转型"并不是一个仅仅发生在前苏联、东中欧及中国等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中的事情,而是一个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曾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体制的国家中普遍发生的事情。从全球视野来看,迄今为止,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社会转型。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也好,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或尚在进行的体制改革也好,都是历次全球社会大转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仅仅孤立地发生在这些体制内部、由这些体制内部的因素所引起的历史事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市场转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的三个关键问题

2022年全球公共品体系面临再次转型,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剧增但全球公共品供给体系反而运转失灵,全球发展进程也出现倒退。通过全球、区域、国家多个层次之间反复博弈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互动实践,能更好地实现局部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进而破解全球公共品体系转型期的僵局。从理论上看,全球新社群主义强调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为处理国家和全球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灵感,反映了全球公共品体系的多中心趋势。近十年来,中国作为创新者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和治理的姿态更加积极,但中国创新的全球公共品体系与原有的全球公共品体系在理念、实践和机制化三个层面存在一定张力,面临理念、实践方案及机制设置等层面的挑战。

全球低碳转型下的绿色“一带一路”:困难、机遇及可能出路

“一带一路”以深度回应发展需求、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广泛、切入到项目合作中去,成为当代全球最大的发展工程。《巴黎协定》下的全球低碳转型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新要求,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复苏为低碳转型带来了时间窗口,全球能源变革客观上为大国合作增强了可能性。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要动员发达国家参与其中,推进项目建设与所在国低碳目标相衔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推广以及“双碳”目标与绿色“一带一路”相关联。未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存在美欧仍置身事外、中美欧联动、中国和美欧构成平行体系三种格局。鉴于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固有认知,目前看形成中美欧联动困难较大,但美欧本着良性竞争的态度,真正落实所承担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责任,也是对全球低碳转型的贡献。

文化全球化的实质与消极后果——兼论鼓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的盲目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大量的新变化,但也随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国内有些善良的学者,大多看到了“文化全球化”表象的,纵向的新旧交替,但那些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向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致敬”的宏论,则忽视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横向的,单向的影响。虽然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但随着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文化界已经有把“文化全球化”当作“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的代词,“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的走向。对此,必须弄清“文化全球化”的实质和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

逆全球化在全球泛滥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国家间发展失衡等问题密切相关,其折射出全球化发展历史规律: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不同,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亦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逆全球化虽使全球化前行阻力加大、风险增多,但亦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可通过观念更新、机制规范调整、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