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无形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份额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无形资产收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及知识产权制度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讨论该效应的国家发展水平和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显示,无形资产收入是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路径,同时高水平知识产权制度质量对劳动收入份额也存在负面影响。本研究补充和完善了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就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依据。

基于ACRI的中国-东盟-美国NTMs政策差异对各国部门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东盟国家和美国部门间非关税措施(NTMs)双边数据构建的额外合规要求指标(ACRI)及其对中国-东盟-美国的全球价值链(GVC)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ACRI对前向GVC关联度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不会对后向GVC关联度产生显著影响,同时部门间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提出企业应积极推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和经营,深入了解进口国文化、消费习惯以及工业配套体系,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及拓展海外销售渠道,以规避ACRI对价值链前向关联度的消极影响;充分利用ACRI对价值链后向关联度影响不显著这一特点,积极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关联度;对于NTMs监管相对宽松的部门,应通过技术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境公司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探究

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深入,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跨境公司的数量也日益增多。为了谋求最大的税后利润,跨境公司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管理,利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进行利润分配,并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子公司,进而对我国税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基于此,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通过了解我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环节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相关理论,结合案例分析跨境公司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特点及我国反避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尝试从BEPS行动计划、成本分摊协议与利润分割法、无形资产界定和转让定价税制等方面思考完善建议。

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测算及其创新效应检验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法刻画和跟踪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流动的价值贡献,并分析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从吸收能力和“多链融合”视角探究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影响创新绩效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是构成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主要部分,2000~2014年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份额呈现以2008年和2012年为拐点的先降低后波动再上升的趋势;制造业部门技术含量越高,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份额越大。第二,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新绩效,特别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和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第三,在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发展的同时,保证对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吸收利用、全球非无形资产价值链的同步发展、国内价值链的强大和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更能有效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创新资源配置优化视角,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关税减让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关税减让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理论,然后利用EPS海关数据库、GTF数据库、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关税水平和26个主要制造行业、5类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对现有的关税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后进一步采用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关税减让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并根据结论分层面提出关税、制造业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政策建议。

GVC嵌入、无形资产要素与装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效率

将GVC因素引入企业价值创造体系中,基于效率视角揭示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以及GVC对该影响的调节机理,构建机理框架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效率视角,选择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评价方法并构建相应测度模型。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度各无形资产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以及GVC对无形资产影响的调节作用。最后,提出GVC下提升中国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策略建议。结果发现:品牌资产、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产品功能和人力资源质量对企业价值创造均具有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源数量和有形资产则具有负向影响;GVC因素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大;GVC对无形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嵌入GVC、重视企业品牌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积累、提升企业人力资源质量等策略,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

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基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地区)视角理论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采用OECD-WTO2018年12月的TiVA数据库中63个国家(地区)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对全部样本国家,制度环境的正向推动作用要明显强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对OECD国家,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重要意义,而基础设施水平则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向高端攀升产生负向影响;对非OECD国家(地区),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优化制度环境均是提升非OECD国家(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

全球价值链中的最优生产组织决策模型研究

为探寻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实现协调与控制的最优生产组织安排,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扩展并构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织决策模型,其中重点考查了跨国公司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及股权决定。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每一生产阶段的最优组织模式选择与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生产阶段密切相关,并受到投入品替代弹性、最终产品替代弹性以及总部服务密集度等因素的影响。

跨境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管理在华税收规避行为——基于案例的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通过有形产品价格策略实现税收规避的方式,当前,跨境企业通过各类服务以及专有技术费用归集转移利润,实施全球价值链管理,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内配置不同的税收成本。本文结合实务案例中在华相关跨境企业通过无形资产配置利润的价值链管理特点,依据BEPS提出“利润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相匹配”的原则,思考在满足促进跨境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服务要求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立相机的反避税策略、完善国内税法,实现对跨境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管理税收规避的有效治理。

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变革与知识产权战略应对——基于《WIPO 2017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的分析

2017年11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WIPO 2017世界知识产权报告》,该报告以咖啡、光伏和智能手机三大行业为例,对现有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梳理,揭示了无形资产增值对宏观经济的突出贡献。鉴于此,有必要以该报告文本为基础,展开对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发展状况与无形资产增值趋势的分析,并为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赢得国际市场竞争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全球价值链管理视角下跨国公司税务筹划问题探析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通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管理中利润的转移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产品项下的货物贸易,而是利用特许权使用费、各类管理、咨询、技术服务费、信息化等无形资产关联交易,通过叠加利用不同国家存在税制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实现跨国公司利润间重新分配,并最终达到跨国公司集团利润最大化下整体税收负担最小化的目的。文章结合F公司的实例探讨如何通过利用全球价值链管理提高F集团整体税务收益的筹划方案,对我国走出去企业强化无形资产涉税筹划安排和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全球关税总水平下降和中间品往来的大量增加,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深化和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统计了2000—2019年我国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的实施水平,将其分为公共措施和贸易措施,比较分析了两类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本土制造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公共措施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贸易措施。公共措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贸易措施与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则显著抑制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制造业企业内升级效应体现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这三个升级路径。制造业行业升级的实现机制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措施引致的企业内升级效应及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的进入效应。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内涵的进口非关税措施变动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

无形资产贸易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平衡分析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生产碎片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包含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一体化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框架,用于分析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并讨论了5种无形资产贸易模式。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即使不考虑美国企业在外包活动中得到的无形资产收益,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也应从7500亿美元减少到约3960亿美元左右。本文认为,讨论当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时,必须把21世纪所有不同类别的贸易活动包括在内,这对于解决无形资产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重要的措施。此外,国际社会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扩大进口与全球价值链——基于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的量化分析

扩大进口是“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从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削减视角出发,量化分析扩大进口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文章通过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份额和支出,将服务业拓展为可贸易行业,构建了一个包含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可量化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2000—2014年不同用途产品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削减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加入WTO削减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使得中国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GVC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指数分别提升了53.7%与197.3%,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削减导致的;(2)仅削减进口贸易成本会使中国更趋近于全球价值链下游,整体位置指数下降了14%,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激增导致中国前向生产长度指数中的国内生产长度减少,但中国前向生产长度指数的GVC生产长度却是提高的;(3)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平均进口贸易成本仍然较高,将中国非对称性进口贸易成本进一步削减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会使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分别提高155.6%和176.5%。本文对理解扩大进口战略的影响和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投资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中国对非援助积极贯彻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促贸援助",通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发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基于对外援助与OFDI对出口升级联系机制的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皆有利于非洲出口总额增加,其中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工艺升级,而对非直接投资则有利于非洲工艺、产品和功能三个维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且当前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对非洲出口升级的边际效应仍处于互补阶段。

国际生产非一体化论析

国际生产非一体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打破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生产和经营的主流模式。企业正在转向新的模式,即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和能力的配置,以全球为基础协调商务活动和生产的各个部门,来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全球生产网络、国际生产非一体化趋势,以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企业只有积极加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并通过协作和不断的学习,才能更快地将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生产非股权形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非股权形式是跨国公司治理全球价值链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国际生产的非股权形式会给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并恶化工作条件,为当地创造重要的价值增值,创造大量出口和外汇收入,向当地的合作企业传播先进的技术和技能,但易产生技术依赖性和就业波动性风险,使东道国陷入低端锁定的状态,难以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主要应增强研发投入,提高国内企业吸收能力,以获取非股权形式国际生产的更大利益。对中国而言,要更加注重发展服务业的非股权形式。

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互动——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分析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高技术产业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关联的新框架,即以改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加权的国内完全增加值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国内完全消耗系数的部门构成衡量国内价值链状况,两者通过国内投入结构相互影响。通过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与跨国的横行比较、以及实证分析发现,国内价值链的高级化会明显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1）高端型和生产型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资源型投入越多反而不利于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3）中国已逐步由资源型投入为主转到以生产型为主导,但高端型投入的严重低下,将是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瓶颈。最后,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渠道商对全球生产企业的控制模式

运用全球价值链方法,结合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的特点及非股权控制的相关理论,论述了沃尔玛扩张过程中商业模式的转变及其对生产企业非股权控制的实施途径等,认为以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渠道商是以非股权控制模式对全球生产企业进行控制的,其作为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主导者,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公司的比较优势来分配不同的服务工序环节,以优化资源配置,并对各服务环节上的生产企业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实现整条价值链的全球整合。

蓬勃发展的跨国公司非实体模式(NEMs)国际化生产

非实体模式(NEMs)国际化生产,因其低投资、低风险、高灵活性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NEMs在帮助跨国公司整合其全球价值链,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帮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此提高技术水平,奠定制造业基础,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同时,NEMs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要订立有关政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