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联合国大会的软法建构功能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

单向度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导致了全球安全风险和逆全球化浪潮,国际硬法的实效性有所削弱,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法的价值变革都为全球风险治理中的软法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联合国是全球的主导性政治组织,其社会人格的主体性和派生性分别构成了国际软法创制的道德性与合法性渊源。联合国大会是各国追求实质平等的全体代表机构,大会的国家意志协调和机构决策是联合国进行软法建构的主要路径。单向度全球化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催生了人类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应运而生,而联合国大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软法建构提供了政治动力、价值渊源和组织机制。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实质平等和大多数决策制度为基础,在中国所推动的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软法化有利于联合国通过其决议践行国际软法的建构。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