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成因

在20世纪的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兴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面贯彻落实,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范式,全能主义政治是指此一关系上所体现的政治形态,而非一种政权机构形态。造成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主要有社会革命、苏共政治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权组织结构、政纲失误等因素的影响。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

全能主义是 2 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点。文章以邹谠关于全能主义及全能主义政治的概念为前提 ,描述了全能主义政治的特征及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 ,以新的视角诠释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文章认为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产生直接根源于二十世纪初期所面临的全面危机 ,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必将走向终结 ,而被国家与社会达成协议 ,趋于分离、遇事谈判的二元政治形态所替代。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全能主义倾向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多是为了便于社会控制与城市管理,通过行政划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因此,社区概念具有很强的行政区位色彩,其人文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外延包括同质性高、注重互动情感表达的传统型社区和高度异质化、理性化的商业化社区在内的所有社区.

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

中国自20世纪初尝试政党政治以来,政党权威、政治权威往往不分,在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实践中,以“一党专政”为基本特征的“全能主义”政党治国模式基本形成了。由于在战争年代受前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影响,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承袭了前苏共“全能主义”治国模式,使我党长期以来一直割舍不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痼疾。它不仅一度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和反复,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严重制约着我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转型,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方法的现代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自身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科学地摆正党与人民群众、国家、公民社会,特别是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是我党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和谐发展”中实现公民现代化与执政党现代化的互动是我党现阶段政治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根本路径。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软实力“现代化”与“协商机制” 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已无法维系

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惊人的治理效力，但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活力的窒息、国家对社会的严密管制等后果。

从全能主义到权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形成的威权主义、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三个理论框架被用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但是,这三个基于西方历史本位的现象学描述解释框架未能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脉络所呈现出的政体发展多样性,且都强调权力的对内属性和控制属性,而忽视了国家政体在权力特性上呈现出的整体性特征。侧重于实现目标的统合性权力与侧重于降低腐败等成本损耗的制约性权力结合,既发挥权力朝向目标的整体合力,又使得权力各属性部分之间制约而不至于僵化失能,形成一种既能实现目标又有节制的权力能力,可称之为"权能主义",适用于解释中国这样的成长型国家。

从政治衰朽到全能主义——论中国近代以来“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

集权与分权包含政府间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维度的内容。借用托克维尔的概念,前一个维度上的集权是政府集权,后一个维度上的集权是行政集权。据此我们可以将"集权—分权"模式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政府集权+行政分权的委托—代理模式、政府分权+行政分权的政治衰朽模式、政府分权+行政集权的全能主义割据模式和政府集权+行政集权的全能主义统一模式。中国近代以来的"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以上四种理想类型之间转换:1865年之前是委托—代理模式,1865—1928年是政治衰朽模式,1928—1949是全能主义割据模式,1949—1978年是全能主义统一模式,1978年之后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历史启示我们,处理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现实政治的具体情况出发,在改革中不断调试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平衡的良性循环。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

中国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研究——一项类型考察

作为民意吸纳机制的首要环节,民意搜集机制是解决公共政策民意吸纳价值与事实弊端矛盾的关键。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对我国全能主义时代民意搜集机制的研究,文章根据发动主体和搜集路径等维度,把民意搜集方式分成了正向收集和逆向搜集两种,由此根据二者出现频率的高低建构了民意搜集机制的四种类型。通过考察这两种民意搜集方式在全能主义时代的各自典型代表——信访工作与基层调研发现,总体而言,民意的正向搜集方式出现频率往往较低,其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而民意的逆向搜集方式,则获得了执政者的大力提倡,并在实际中得到了广泛贯彻和应用,这使得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表现出了明显的"精英体察型"特征。

企业化:政府高效服务的路径选择——兼论“后全能主义”

在后全能主义时代,由于公民社会组织、经济、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政府不得不摈弃传统体制下的管制型模式,并转向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目的运行模式,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应对公众需求。而政府提供高效服务的最佳途径则是用企业家精神指导政府行为,把企业运行机制引入政府管理的过程之中。

全能主义政治——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全能主义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全能主义政治兴起于面临全面危机的二十世纪,从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构国家政治的共同愿景,到号召群众运动推动国家建设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手段,再到顶峰时带来的混乱,全能主义政治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社会要尽力消除全能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认清其过渡性质,使国家政治从社会领域中撤退,给私人和社会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

政治妥协与现代中国政治转型——从全能主义到民主法治的理论与历史探源

现代民主法治离不开政治妥协的文化,然而历史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特征,政治妥协的文化相当匮乏。政治妥协匮乏的文化传统是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文化源流,使中国政治始终囿于"全输全赢"的模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妥协的因素逐渐增加,但从目前改革的困局尤其是政治与社会改革停滞不前的现状来看,政治妥协文化缺失的困境依然存在。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党内民主,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正是政治妥协文化培育发展的有益途径。促使政治妥协成为一种常态,将有助于全能主义政治向民主法治政治的转型。

以企业精神重塑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后全能主义”视角下的思考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打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一直是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中国的政府和公共部门顺应潮流进行了积极的变革,逐步放松了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控"与"放"之间,进入到了"后全能主义"的状态。文章比较了企业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间的不同,并探讨了在"后全能主义"的背景之下,引入企业精神重塑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分析

"全能主义"一词由邹谠教授最初提出以后,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政治模型展开了各种讨论和研究。结合全能主义政治的内涵、特征以及我国的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对两种模式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前者主要具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官僚体制三个特点,后者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群众式民主、国家建设的群众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方面。

回到“全能主义”概念本身——基于中国政治学语境下的讨论

邹谠提出的“全能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概念,一直以来被许多国内学者引用,以阐述中国政治的诸多问题.然而,邹谠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就已明确分析了其所具备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并使用“无暇顾及地带”这一子概念进行了辅证,却被大多学者所忽视,从而导致我们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定程度的偏差.同时,邹谠提出“全能主义”的初衷是替代具有冷战色彩的“极权主义”以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但他并未对两者的概念差异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成为国内学者对全能主义概念理解模糊的原因之一.因此,回到邹谠讨论全能主义的原点,进一步比较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差异,将有助于理清全能主义的本质,以共同的语境解释中国问题.

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第三领域”的发展

"第三领域"的健康而有活力的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在中国"第三领域"的发展正处于由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过渡时期,笔者在本文着重阐述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第三领域"的问题与展望。

社区教育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应然定位——基于行政后全能主义的视角

基于行政全能主义与后全能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行政后全能主义阶段。我国政府在社区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唯有基于事实发展、结合理论研究并合理借鉴别国实践经验,方能实现对政府在社区教育发展中应然角色的科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