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关于机构改革的理性思考

通过分析政府机构改革的原因,阐述政府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 。

去社团的社团理论——耶林论社会团体的功能与地位

在耶林看来,就功能价值而言,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正面功能,但由于其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功能都产生了异化,从而在根本上具有负面价值;而从团体—国家关系上来说,团体迟早将被国家兼并,尚未兼并的团体则必须依赖国家的扶持方能正常运行。于是,耶林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了团体的正面价值,而且还从终极意义上否认了团体的独立存在。这些观念与耶林的"受益人主体说"及"法人否认说"不同,乃是一套政治学意义上的"社团否认说",与耶林全能国家的政治观念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毛泽东与甘地政治哲学比较: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毛泽东坚持国家至上论,甘地是国家的反对者。两者对现代国家的不同定位与理解,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面临的历史困境有关,也和各自对民族传统的接受有关。毛泽东、甘地的政治哲学,是对各自民族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这种转换,强化了对本国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与掌控能力,推进了庶民阶层向公民身份的转变,有利于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毛泽东与甘地的国家观,不仅对中印两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居功甚伟,也对当下中印两国的政治格局与实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从梁启超档案拍卖说《档案法》第十六条的修改

去年媒体报道了多起档案拍卖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法定档案的第二部类)在向国有档案馆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出卖时,需要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获取许可。但这些拍卖活动并未履行这种法律义务。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主要问题出在法律规定的内容本身。如是规定,是国家全能主义和法律父爱主义的表现。鉴于此,需要对这一条款予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