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及节水减排潜力分析

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利用自然断点法与变异系数探究了中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对各省份的节水减排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两极分化特征显著,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2000—2017年中国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实现了最优效率的70. 0%~80. 0%,但各省份间的差异正逐渐缩小;不同省份间的节水减排潜力差异显著,节水潜力与减排潜力均呈现西部中部东部逐渐递减的分布规律。

辽宁省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测算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

在现有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利用DEA-Tobit模型测算了2005-2017年辽宁省14个地市的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各地市的节水减排潜力与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结果发现:(1)辽宁省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平均值由2005年的0.457波动上升至2017年的0.775,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2)各地市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差异较大,呈现出由中部地区逐渐向边缘地区提升的趋势;(3)各地市节水减排潜力差距显著,沈阳与锦州应作为节水减排的重点区域;(4)农业种植结构、用水强度对辽宁省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对辽宁省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市场化水平对辽宁省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效应

加快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两大主流趋势,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管理。选取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短期内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短期及长期内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调节作用呈现异质性。从推动数字化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及加强区域合作三方面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绿色发展。

煤炭开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

煤炭开采行业是高碳能源的生产行业,提升煤炭开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促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影子价格模型,对企业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测算,进而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计算煤炭开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参差不齐,但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相对于综合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上升做出了更多贡献。基于上述结果,从企业内部、外部2个视角对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专利分析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及技术选择、分析外部政策环境,提出完善碳交易市场形成有效监管、适当扩张企业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加强自主研发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等对策建议。

数字要素配置、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约束与城市韧性

选取2011—2021年中国24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引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动态平衡面板模型对数字要素配置、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约束与城市韧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要素配置水平对城市韧性存在正向影响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城市韧性存在负向影响,城市韧性对数字配置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向影响。第二,数字要素横向配置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要素制度供给水平、数字要素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要素技术发展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数字要素纵向配置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数字要素配置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吸收数字经济发展及绿色节能创新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新制度以创新韧性城市建设理念,并制定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措施。

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响应我国“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政策,改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代表,能够高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能源低碳发展背景下将会成为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渠道。中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将绿色信贷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纳入同一测评体系发现,绿色信贷实施程度越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改善程度越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为制定以提高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为核心的绿色信贷政策和区域能源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试点排污权交易制度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为样本,依据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各行政区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我国东部地区能源结构更加合理,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显著更高。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推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会影响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验证结果显示,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能显著提高区域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具体实现路径主要是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污染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对全要素绿色能源效率提高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开征水资源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来自A股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开征水资源税试点是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完善绿色财税体制的重要环节。在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同时,如何保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成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基于2016年开始逐步推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4—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水资源税试点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水资源税主要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为继续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否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为样本,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探究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资源集聚效应(聚集资金与人力资源)与效率改善效应(提高管理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两条路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属于自愿披露与重污染行业、企业信息环境较好、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所处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为激烈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丰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并为政策制定者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企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农业机械化会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进而导致农机购置补贴带来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慢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采用2008—2021年31个省份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机购置补贴提高了农业总产值和碳排放量并降低了碳排放强度(经济增长效应大于环境污染效应),从而显著促进了农业GTFP提升,但该正向影响小于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TFP的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促进农业GTFP和农业TFP提升(技术效率改善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且对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小于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平原面积占比较高地区和环境规制较强地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GTFP和农业TFP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且在环境规制较强地区对农业GTFP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农业TFP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增强支农政策的绿色偏向,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并通过完善配套政策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进而实现更快的农业GTFP增长。

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特征与空间错位

为评估中国蔬菜绿色生产率,提升蔬菜生产绿色发展水平,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该研究采用超效率SBMML模型、空间错位指数、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探究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错位特征,识别影响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2011—2020年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023 1降低到0.741 4,蔬菜生产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程度降低,其中技术效率下降和技术退步共同拖累了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2011—2020年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北回归线以南产区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北产区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其差异主要取决于水土资源供给状况与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3)2011—2020年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的空间错位由北向南大致呈现“正向错位—负向错位”的变化趋势,整体以低错位为主。东北产区、中部产区地势平坦,农业生产条件良好,有利于蔬菜规模化种植。2011—2020年中国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空间错位呈显著的“东正西负”的空间分布特征,且空间错位程度较大,负向错位省份数量由13个增至17个。由于蔬菜生产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绿色生产技术的投入。4)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和交通通达性是影响中国省域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要素对蔬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明显。研究结果可准确把握现阶段蔬菜绿色生产现状,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肉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区域差异分析

为提高我国24个肉鸭主产省(市、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2020和2021年我国24个肉鸭主产省(市、区)的肉鸭养殖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分别对我国肉鸭产业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将其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测算结果对比,分析肉鸭产业绿色发展总体情况及省际、区域差异。结果显示:①从环境技术效率来看,我国肉鸭养殖技术效率总体在改善,我国大部分肉鸭主产省(市、区)实现决策充分有效,但存在环境技术投入相对不足问题。环境技术效率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北方高于南方,各区域内仍存在产业发展与环境不协调问题,忽视环境约束会使肉鸭养殖效率高估;②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我国肉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增长但整体增长形势并不乐观,产业面临技术进步放缓,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绿色技术效率改善,增长速度也呈现东中西递减趋势,北方高于南方,区域差距体现在绿色技术进步上。研究表明,我国肉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要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推广入手,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

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着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深入考察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主要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等途径对其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ESG评级不确定性较小企业,ESG表现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中的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企业ESG表现在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本文研究揭示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进而为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启示。

环境资源约束下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

通过构建RAM-SFA-RAM三阶段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测度模型,对其不同层面的效率值进行多维测度与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Tobit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效率测度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与统计噪音是效率值计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全国样本的效率值在2000~2017年期间总体变化趋势是以持续上升为主,但距离理想发展状态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阶段上可划分为“稳增期”、“振落期”和“提速期”;区域层面的检验中,东部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领先优势,而中部和东北部效率差异性相对较小,其变化曲线存在明显的“交互性”现象,西部则整体效率偏低;主要经济带的检验中,京津冀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整体上要高于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驱动机制检验表明,基于全国样本维度的水资源禀赋、企业技术创新、用水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城镇化率表现为负向抑制效应;在区域样本检验中,各影响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所呈现出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性,但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水平等应引起重视,不同区域需要依据其实际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数字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发展的关键,数字金融作为提升金融效率的新业态,或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效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最后给出政策启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优势互补,重视对数字金融业态发展的监管引导,以更好发挥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我国不同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

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是体现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视角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由绿色全要素水资源管理效率和绿色全要素水资源环境效率构成,我国城市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总体上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东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较低;内部管理及外部环境是造成我国城市总体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低下的原因。因此,我国城市应在优化外部环境的同时,提升水资源的管理能力。

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的经验证据

“十四五”以来,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企业发展的崭新引擎,其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同时,能否兼顾生产效率和绿色效益的协调统一?构建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分析框架,以2008—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和促进绿色化转型实现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化效率提升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技术应用业专利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明显的驱动效果;非高新技术企业、重污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强。因此,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构建合理的数字技术研发投入结构,加强关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的应用,将专利战略与绿色经营理念相匹配。

基于SBM-GML指数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使用全局SBM-GML指数对中国31个省份2011—2019年的农业绿色效率值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较为缓慢,其中技术效率是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从全国31个省份整体来看,2019年有14个省份实现农业绿色有效,河南、江西和广东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位列全国前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正面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环境规制则具有负面影响;自然灾害对全国、中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生负效应,对东部则产生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