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进出口、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服务业贸易、投资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提升我国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我国2000—2021年数据,构建VAR模型对服务业进出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进出口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长期支持效果明显;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与O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则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制定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发挥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的促进效应、提升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SBM模型的湖南省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了环境的约束,是建筑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主要评价指标。本文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对湖南省建筑业2012-2021年的GTFP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对湖南省建筑业GTFP的变化趋势以及增长来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推动湖南省各州市建筑业GTFP增长的主要动力;各州市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差异性。

演化博弈视角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路径研究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治污行为演化博弈过程及其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提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假说。选取2011~2020年我国39个行业共3,221,580个样本工业企业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与相关环境规制数据,采用Levinsohn和Petrin (2003)估计方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1) 对于整体行业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二者存在先升后降的关系。2) 将整体行业根据污染程度划分为低、中、高三类,在轻度污染行业中二者为正相关;在重度污染行业中二者为负相关;而在中度污染行业中二者存在“U”型关系。研究发现支持门槛效应假说。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在演化博弈理论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配置对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技术进步是促进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聚焦林业技术进步偏向、要素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为充分发挥林业技术进步的带动力提供量化支持,助力我国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2005—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全样本及四大区域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偏向、要素配置状态是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地区差异,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但下降程度不同;技术进步偏向并不总是促进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大区域的林业技术进步在多数年份偏向于资本与林地;部分地区的林业全要素投入与要素效率状态未完全相适应,要素配置有待改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存在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从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调整生产技术进步方向、改善要素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建议。

物流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6—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物流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物流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度逐步上升,总体上处于低水平向高水平过渡的协调阶段。(1)省际之间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存在差异,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的融合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和西部省份融合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则有退步。(2)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两业融合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两业融合发展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该结论在利用IV-GMM和IV-LIML等模型估计下依旧显著。(3)两业融合发展度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边界的扩大,另一方面有利于实际效率趋近最优效率。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中国蛋鸡饲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为提高蛋鸡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在考虑负向产出以及规模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的前提下,对蛋鸡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HBG)进行测度。构建3层次SBM-MML指数,并将其分解为规模结构效率、技术效率以及管理效率。结果表明,2004-2018年平均LHBG为0.9967;大中小规模LHBG分别为0.9949、1.0013、0.9938;东中西部地区LHBG分别为0.9930、0.9980、1.0040。我国蛋鸡饲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下降0.33%;规模上中规模最高、大规模其次、小规模最低;区域上西部最高,中部其次,东部最低;其分解效率表现为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效率提高,管理效率下降。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合理构建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使用2000—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此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258个城市和5大城市群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探究其辐射带动能力。研究发现:①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略有下降,但近期有上升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南部和北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明显,东部和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则保持稳定。②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比未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平均高0.4663,说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③在城市层面上,环渤海城市、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中西部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城市群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高,成渝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低。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区域异质性分析

全要素框架下构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论文利用碳排放系数法系统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998—2019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和碳吸收量,并采用非期望产出的全局SBM模型测度碳排放松弛量,得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合空间分析技术科学研判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作物碳排放与碳吸收变化相得益彰,为实现农业“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数据支撑;农业减排潜力较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碳排放变化呈“倒挂”现象,即各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中游向两端递增;从区域差异性来看,各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地区整体处于自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的转型阶段。为更好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低碳集约方向转变,可以分区域进行低碳农业的调控,尤其是江西等重点减排区域。

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异质调节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实证探析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异质调节机制。实证证明: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始终具有显著“赋能效应”,满足“梅特卡夫法则”;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线性促进效果,负向效果不显著;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倒梯型”特征,且具有“中等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陷阱”。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金融监管、低碳技术异质调节着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全球78个经济体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1990—2019年全球78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然后分别以人均GDP和碳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利用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对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GTFP之间、能源结构优化与GTFP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人均GDP增长,增加第二产业占比对GTFP的阻碍作用将逐渐减弱,增加第三产业占比对GTFP提升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增强,优化能源结构对GTFP的影响将由负转正。随着碳强度的下降,增加第二产业占比对GTFP的阻碍作用将逐渐减弱,增加第三产业占比对GTFP提升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增强,优化能源结构对GTFP的影响将由负转正。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人均GDP的最高门槛值,预计中国碳强度将在2029年跨越600.76百万吨/万亿美元门槛,2043年跨越391.08百万吨/万亿美元门槛。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中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演进及其影响机制——基于胡焕庸线的实证分析

提升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运用NCSE-EBM与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相结合的模型测度和分析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表现为胡焕庸线西北和东南区域高、沿线区域低的“V”型分布态势;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均不存在严格收敛;效率改善指数是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主导性因素;产业结构是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与胡焕庸线西北区域和东南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度最低,而数字化与胡焕庸线沿线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关联度最小。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SVAR-SV模型,逐步分离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水平冲击,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金融摩擦机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和增长期权机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控股、中小规模和中西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3)进一步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带领人类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空间计量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基建”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区域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新基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分类别研究发现,三种类型的“新基建”均能够提高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融合基建的影响系数最大,且不同类别“新基建”在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另外,“新基建”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兼具正向溢出效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新基建”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对策建议。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动态fsQCA的组态分析

通过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系统测度2010—2020年期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fsQCA方法探讨制造业与物流业、商务业、信息业、金融业、科研业5个条件变量对制造业GTFP的协同联动作用,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GTFP的作用机制以及驱动路径。结果表明:制造业GTFP受多个条件变量的共同影响,单个条件变量中不存在影响制造业GTFP的必要条件。高水平制造业GTFP是多个条件组合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制造业GTFP存在信息业驱动型、物流业驱动型、金融业驱动型三种驱动路径。

空间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下,绿色金融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本研究利用2006-2022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都具有空间相关性;绿色金融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但会降低相邻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这两个关键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应制定明确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建立绿色金融市场,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加强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和评估,以更有效地推动绿色全要素的生产效率。